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书同文字,其他六国文字遂废而不行,所以秦汉时期主要的通行文字是秦篆和隶书。除此之外,汉代还出现了一批以孔壁竹书为代表的古文经书,它们都以六国文字写成,这些文字形体经过人们辗转摹写得以流传,并被保存至今,成为传世古文字资料,学术界称之为传抄古文,或简称古文。古文主要保存在《说文》、三体石经、《汗简》、《古文四声韵》、《集篆古文韵海》、《订正六书通》以及碑刻、书画、玺印等材料中。

　　古文材料与学术研究

　　古文形体因屡经传抄、摹写以至发生讹变,不易辨识,但其学术价值却十分突出。对于出土文献而言,古文的作用是简明而直接的。王国维曾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把考古发现的新材料与古籍记载相互结合以考证古史。而传抄古文记录的是古文字形体,正可以之与地下出土古文字资料相互印证,这对于识别出土古文字是十分有效的方法,学者利用古文考释疑难古文字形体的例子屡见不鲜。传抄古文也会促进传世文献研究。很多古文的出处便是传世典籍,如三体石经古文出自《春秋》《尚书》,《汗简》等书采录的文献达数十种。研究古文对于典籍中字词训诂、文字讹误、通假现象等研究均有重要意义。古文资料对于历史研究也颇具价值。很多以古文刻写的碑铭本身便是难得的史料,如蔡氏古文墓志、陟州东海碑、黄季春墓志、范氏墓群所出古文砖铭等材料,篇幅较长,记载了很多重要史实。

　　传抄古文的价值并非一直都被认可,恰恰相反,古文形体因屡经摹写而发生讹变,以至早期学者往往忽略其价值,尤其是较晚出现的《汗简》《古文四声韵》,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谈及二书时云“愚固未敢深信也”,就连专门注疏《汗简》的郑珍也是以说明该书为“大抵好奇之辈影附诡托”为出发点。后来出土的古文字资料日益增多,这种情况得到改善,王国维最早提出“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的说法,指出古文与战国文字为“一家之眷属”。其说可谓破疑除惑,发前人未发之覆。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战国文字资料的大量出土,尤其是近年来大批有字竹简的相继出现,很多文字与古文相合,古文因此受到重视,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

　　石经古文方面,台湾学者邱德修《魏石经古文释形考述》辨析考证石经古文形体;赵立伟先生《魏三体石经古文辑证》以表格形式将石经古文与古文字进行了比对。张富海先生《汉人所谓古文研究》讨论了《说文》、石经古文形体,并纳入了部分汉人注疏中的古文。《汗简》《古文四声韵》的价值在这时也凸显出来,学者开始重视二书。如黄锡全《汗简注释》,利用古文字材料考证《汗简》字形;王丹先生《〈汗简〉〈古文四声韵〉新证》,吸收了近年出土简帛资料,对此二书中部分形体进行了梳理。从特定角度研究古文的著述也陆续出现。徐在国先生《隶定古文疏证》对传世字书中的隶定古文予以整理;徐刚先生《古文源流考》从文献源流方面研究古文。徐在国先生《传抄古文字编》是目前收录古文形体较为详备的字编类工具书。还有很多研究古文的单篇文章,此不赘述。

　　古文材料与艺术创作

　　除了作为研究资料外,传抄古文也是重要的艺术创作素材。《尚书正义》:“科斗书,古文也……形多头粗尾细,状腹团圆,似水虫之科斗,故曰科斗也。”此说对古文笔画特征的描述是比较贴切的。从形体上看,古文笔画头粗尾细,形体圆润婉转,线条活泼流畅,十分适合书法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