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本解读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初版于2015年,2016年重印时,匆匆将一望而知之错漏订正。此番再度重印,恭请友人郜积意教授,悉心校阅,本人仔细校勘,除了订正错字,补足疏漏的注释之外,还对某些论述不够精确之处(如对薛宝钗的阐释)加以修改,另外,对西方阅读学中之统计方法的批评,作了必要的补充。

　　《文学评论》杂志2015年第4期刊发了美国解构主义著名学者、“耶鲁四君子”之首希利斯·米勒的《致张江的第二封信》,他坦言:

　　您问我是否相信有一套“系统完整的批评方法,可以为一般的文学批评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我的回答是,在西方有很多套此类的批评方法存在,其中也包括解构主义,但是,没有一套方法能够提供“普遍意义的指导”。不存在任何理论范式可以保证你在竭力尽可能好地阅读特定文本时,帮助你有心理准备地接受你所找到的内容。因此,我的结论是,理论与阅读之间是不相容的。

　　笔者对此等学说,向来不以为然。在《文学文本解读学》中,于西方前卫文论诸大师面对文学文本解读坦承“一筹莫展”之困境,坚持具体分析,作系统批判,毅然建构中国式的解读学,对古今中外经典文本作大量的解读。尽管如此,看到米勒先生这样明确地断定“理论与阅读之间是不相容的”,仍然为他的谨慎而感动。米勒先生只说西方诸多理论,包括解构主义对于文学文本解读无能为力,并没有排除非西方文论可能有的例外。同时,笔者又为米勒先生的思辨中断而深感同情。既然发现文学理论与文学阅读不相容,作为文论学派的杰出代表,对一代理论家陷入这样的困局,为什么不发挥西方文论思辨的特长,追问其原因呢?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马丁·海德格尔早就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指出产生这种悲剧的原因:“作品的被创作存在只有在创作过程中才能为我们所把握。在这一事实的强迫下,我们不得不深入领会艺术家的活动,以便达到艺术作品的本源。完全根据作品自身来描述作品的作品存在,这种做法业已证明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