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源自历史，也根植于现实；既是绵延五千年的文明积淀，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红利；既凝聚了国人的共同期待，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目光。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熊玠（James Hsiung）在新近译为中文的《大国复兴：中国道路为什么如此成功》一书中，从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和政治等跨学科融合的维度，尝试探寻大国复兴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道路，为丰富海外中国问题研究作出了独特贡献，也为中国读者提供了西方视角下的中国复兴解读。

　　第二次崛起 

　　理解复兴的含义，人们总会不自觉地将它与14至17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进行类比。但中国正在经历的民族复兴，显然有别于600年前的那场欧洲思想文化运动。《大国复兴》的英文原标题，对于诠释中国的民族复兴更为贴切，那就是中国的第二次崛起。熊玠把古代中国定义为超级强国，不仅经济实力超强，在文化、制度、科技等方面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特别是自唐代以降到十九世纪中期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中国一直处于世界发展前列，这个阶段也是相对于目前中国第二次崛起的初次崛起。

　　对于强盛的古代中国，几乎每个到过中国的西方人都惊叹不已。英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对世界经济千年发展史的定量统计，使人们可以从数字上更直观地认识中国的第一次崛起。根据麦迪森的估计，在总量上，公元一世纪的中国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在公元十世纪时，中国在人均收入上就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而且这个地位一直延续到十五世纪；1500年到1820年，尽管经济发展有所停滞，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处在农业文明的高峰时期，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3%。

　　历史演进从不遵循一帆风顺的线性模式，如同自然界中生命体枯荣交替的生命周期一样，王朝统治的僵化一步步把中国拖入衰落的陷阱。明代中期后，中国进入停滞衰落期，1500年到1820年的300多年时间里，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而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欧各国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迅速拉开了与中国的差距。到新中国成立前，美国和西欧的人均GDP水平分别相当于中国的21.8倍和10.5倍，中国的人均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

　　建立在古代中国长达千年的第一次崛起基础上，熊玠十分自然地将中国的第二次崛起称为传统文明大国的复兴。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引领中国又一次跨上了国家发展的高峰。相比对中国历史的分析，书中对第二次崛起的现实成绩描述不多，因为当下中国仅仅是处于复兴之路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对一个时间点的评述很难反映出第二次崛起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