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一个走进这两间屋的人都会被浓浓的家庭气息所包围：墙面上、书橱里，甚至沙发角无处不在的家庭合影，书桌上是孩子随手搁放的玩具枪和识字画册，拖鞋、球鞋整齐摆放在鞋架上。卧室里，铺展在床上的被子在夏日暖阳中显得蓬松、慵懒。

　　如果没有特别的提示，这一定被误以为是一个完美的三口之家。事实上，这是一个特别的家庭，目前家庭成员是一个患中度智障的流浪儿童小壮（化名），以及他的“爷爷”“奶奶”，后二者的正式身份是救助管理站员工。他们的居所被妥善安置在山东泰安市救助管理站办公楼里。

　　作为山东首家将“类家庭”模式引入流浪儿童救助工作的救助机构，泰安市救助管理站的相关探索始于2014年4月。

　　所谓“类家庭”，泰安市救助管理站站长盛强对此解释为：“给暂时失去家庭监护的未成年人一个家的环境，让他（她）通过模拟的家庭环境，约束和纠正其不良行为习惯和情感障碍，最终目的是让其正常融入社会。”

　　根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一项抽样调查推算，我国流浪未成年人大致有100万至150万人。相关研究表明，造成流浪儿童问题的成因复杂，包括家庭问题、学校教育以及教育体制等方面的叠加效应是其主要诱因。

　　不只是泰安，随着“类家庭”工作模式被逐渐应用到全国一些地市的救助机构，它也随之进入公众视野中。不少人好奇：这样的模式如何破解流浪儿童救助困局？对于改变流浪儿童现实境遇，究竟有着怎样的实际效用？

　　流浪儿童的家庭监护普遍存在问题

　　之前较长一段时期，盛强和他的同事们不得不面临流浪儿童“屡送屡返”的尴尬。

　　“当时的工作方法简而言之就是‘快接快送’，把流浪儿童送回家里就算完成工作，不管孩子对家庭如何排斥，有什么样的实际问题，哪怕父母不在家，村主任签字就行。不可思议的是，有时工作人员刚返回救助管理站，突然发现刚送回去的孩子甚至比自己还早回来。”盛强坦言。

　　事实上，盛强所道出的，正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流浪儿童救助存在的困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凤芝将其概括为“‘屡送屡返’的循环怪圈”。

　　而其症结何在？

　　在基层工作实践中，盛强发现，流浪儿童的家庭监护普遍存在问题，即流浪儿童的监护人普遍没有尽到监护义务。

　　盛强举例，这其中包括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包括智障等被一些家长视为负担的残疾儿童，还有一部分离家见网友遭遇被骗、钱花光等情况的儿童。泰安市救助管理站近年来救助的流浪儿童中，第三类情况占了很大比例，年龄段主要集中在12~18岁之间。

　　在听闻孩子身处救助管理站的消息后，大部分家长第一时间前来接孩子回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乏有家长在电话那端淡漠地说：“孩子经常跑，家里都习惯了，你们给买张票让他自己回来吧。”

　　因担心孩子在返程途中再出现意外，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不得不亲自将孩子送回家中，有时是省内，有时是省外。最远一次，工作人员将一个16岁出来会网友的女孩送回四川家里，到家后，女孩和父母不以为然的表情让人不免痛心。

　　上述种种似乎可以解释，之前泰安救助管理站仅在流浪儿童身上“做文章”为何成效不明显。盛强解释，之前，接收一个流浪儿童后，通常会请专业社会工作者对孩子给予心理咨询等帮助，但收效寥寥，很多时候，工作人员电话回访时得到的消息是“孩子又跑了”。

　　不论是“快接快送”工作模式还是单纯说教的救助方式，在盛强看来，都在一定程度上漠视了流浪儿童自身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因此，亟须从症结入手，做好“家庭”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