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在《中国社会科学网》撰文指出：唐朝的文化高峰客观上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财富，这种财富是怎么形成的?是靠崇尚正气，厌恶邪的、歪的。比如元稹，写诗稍稍淫秽一点，当时就评价不高。白居易被贬官到了江州后，写下了《琵琶行》。此前他已经写过《长恨歌》，《长恨歌》就是希望当今皇上不要再犯唐玄宗那样的错误，不要君王从此不早朝。白居易经历了五朝皇帝，这些皇帝都是读他的诗长大的，所以皇帝很能接受。他在总结文学经验时，说了两句话，即“文章合为时而著”，不要忘记自己所处的时代，创作要跟时代相关联;“歌诗合为事而作”，有真话才讲，没话不要无病呻吟。他总结的这个文艺理论，在今天依然是很有意义的。

　　现实主义还有个名字叫写实主义，只要写实，大家会认为这是好作品，不管你写作的意愿是什么。比如徐迟写陈景润，你说他是批判还是歌颂呢?徐迟写出了在极“左”路线下知识分子受迫害的现实，这是批判。但是写陈景润作为坚持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忠诚于自己的事业，在无比艰难的环境下，还在坚持研究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又是歌颂。好的作品是多义的，所以简单的歌颂和简单的批判都不能说明问题。因此如果说批判就是好的知识分子，歌颂就不是好的知识分子，这太肤浅了。（宋瑜 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