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农村集体没有固定资产和公共积累，更谈不上集体所有或股份制企业，村集体收入低下或无经济收入，这样的村被称为“空壳村”。“空壳村”无力服务农村公共需求，村庄管理基本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严重危及农村社会稳定。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如何既富民又富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贵州采访时发现，贵州在乡村转型发展中摸索了一些办法，正向“空壳村”宣战，为经济稳增输血固基。

　　李玉菊是贵州清镇市红塔社区副书记，记者见到她那天，正和邮政储蓄银行清镇支行工作人员一起在引导辖区居民理财。

　　“现在政府征地拆迁做产业规划，从不考虑社区参与，社区没实体经济早已变空壳。”谈及空壳村和空壳社区的问题，李玉菊一脸无奈地说，社区变空壳，基层管理遇到很多难题。比如，现在农民得到征地拆迁补偿款后，大多不会理财，拿到钱就去买好车，像她们社区失地农民买40万元—50万元的车很普遍。还有人拿到征地补偿款后，私欲膨胀，生活堕落、作风腐化，赌博、包二奶、离婚等现象时有发生。

　　据李玉菊了解，失地农民得到征地补偿款后一般不愿找工作，沉迷赌博，一天输掉10多万元是常事。邻村一失地农民第一天拿到10多万元征地拆迁款，第二天赌博输得精光，一夜之间返贫。“一旦他们把手里钱花光，就会产生一些不稳定的社会问题。比如，打架斗殴、吸毒贩毒、赌博等，有的为骗取政府征地拆迁款，到处搭建违章建筑。”她说，为遏制这些现象，清镇红塔社区和邮政储蓄银行联手，专门为失地农民理财，教育他们要考虑未来的生活保障。

　　“仅靠教育引导根本不够。”李玉菊认为，要做好失地农民的管理工作，必须向沿海地区学习，社区要有实体经济，通过经济杠杆来管理。上世纪90年代，广东沿海地区一些农民富裕了，村里出现大量的“二世祖”（是指那些不求上进的未成年人和青年人，他们无所事事惹是生非），由于广东一些村集体有相当雄厚的经济来源，为遏制这种现象，一些村利用经济杠杆来管理，如果村民家出现“二世祖”，村里年终分红就扣罚，村民家有孩子考上大学，村里就进行奖励。

　　“广东的做法不仅遏制了‘二世祖’现象，最重要的是遏制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李玉菊告诉记者，村民通过征地拆迁变富后，对孩子教育也放松了，认为自己有钱，孩子不上学可以养得起，这种现象重蹈了沿海地区的覆辙。

　　“目前仅凭社区教育收效甚微，要多个部门共同努力，比如工会、妇联、司法、金融、教育等多部门联合宣传，这样至少好些。要根治顽疾，最终还要向沿海地区学习，通过经济杠杆来管理，如果不让社区和村集体参与经济建设，上面政策到基层实施起来就是一纸空文，即便加大基层工作力度，嗓子吼干了也是白吼。”李玉菊十分困惑地说。

　　贵阳市云岩区蔡家关村是典型的城郊结合部，由于贵州理工学院地处该村，目前村庄已慢慢消失。卢香是该村村支部书记，是个能干有想法的女人，早在贵阳市为贵州理工学院进行校园规划时，卢香就争取到一块土地来修建村办公楼和农贸市场。

　　如今随着城市扩张，村办公楼成了黄金地段，目前村里经济收入主要靠出租办公场地和经营农贸市场来维持运转。

　　蔡家关村有600多户村民1800人，流动人口近2万人。村里机构设置相比其他村而言比较齐全，共有20多名工作人员。卢香告诉记者，好在村里有经济来源，若靠上级每年划拨的几万元办公经费，蔡家关村早已负债累累了。“村里有经济收入，给老百姓服务就可直起腰杆大胆做。”卢香说以往村里没收入，老百姓反映的具体问题没办法解决。比如，早在2008年，村民就反映村里的主干道应安装路灯，晚上黑灯瞎火时有抢劫案发生，但安装路灯需要一笔不菲的费用，村里拿不出钱，只能向上级反映。众所周知，上级部门审批需要一个过程，久而久之村民反映的问题无法及时解决，对村组织就失去了信任。

　　“现在不同了，村里有经济来源，为村民办事要好得多。”卢香说，村里每年有几十万元收入，每笔开支都公开透明，除村里办公费外，余下经费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村民福利保障。卢香告诉记者，去年村民对村集体工作满意度调查达92．1％，她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希望能做得更好。因此，她期盼政府在为贵州理工学院做校园建设新规时，能考虑给村集体一些土地，村里不破坏整体规划，做一些与教育相关的经济实体，目前仅靠出租场地获取收入还显单薄，虽然不算“空壳村”，但也好不了哪里去，如果村里有实体经济，为村民服务就会做得更好并能凝聚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