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临时起意，想去苏州住一晚，散散心。因为咳嗽刚刚好些，精神不济，几位老朋友只见了陶文瑜一个。和文瑜喝茶聊天，听他说陆文夫老师竟然走了十年了，不由得像杜甫所说，“惊呼热中肠”了。

　　住在南园，楼下有白梅花，暗色、虬劲的枝干上疏疏绽放出俊俏而轻灵的花朵，清雅自在，气定神闲，那种意态和气质，仿佛能让人瞬间离开尘俗三尺。不知怎么，这梅花让我想起了陆老师。然后又想到，就在旁边的青石弄，他曾招待我们品过上好的碧螺春；就在对面的老苏州饭店，他请我们吃过苏州菜（我们觉得很美味，他觉得因为食材沦落，不过如此）。和陆老师在一起，我总是很高兴，当时也已经知道要珍惜，可是，珍惜归珍惜，那样的好时光还是会过去。想到这里，眼睛里起了热辣的雾。泪光里，陆老师的面容和梅花分不清楚了。

　　在我心目中，陆文夫老师最初的印象，是长辈。20世纪80年代，上海和江苏文学界的来往很多，我父亲和陆老师大概在各种活动上见面不少，加上有几位共同的朋友，也成了朋友。父亲对他是敬重的，因为“他有思想。而且，他受过苦”。关于陆老师受的苦，父亲说得很凝重很详细，可是我当时却不太在意，因为陆老师的《美食家》给人的从容闲适、略略奢靡的印象实在太深入人心了。对于一个20世纪80年代上中文系、满脑子浪漫念头的年轻人来说，“生活家”“享受者”自然比“思想者”“受难者”有趣得多了。虽然我们父女出自不同的理由，但确实是共同喜欢和敬重他的。这也是陆老师了不起的地方。

　　大概是1999年，我已经从《上海文学》编辑部调到文汇报“笔会”副刊，从“笔会”的作者变成了她最年轻的编辑。当时“笔会”每年举办“笔会文学奖”，那年应该是第二届，时任“笔会”主编的萧关鸿请来了好几位大名鼎鼎的作家来任评委，其中就有陆老师。

　　那次安排评委们住在锦江饭店，评委们住在北楼，开评审会在南楼，沿着安静的草坪走上一百米，就到了。都觉得这样安排很周到，没想到陆老师为难了。当时他因为肺气肿，走路已经很费力了，这样的距离对他来说就太远了。我当时一直跟随他左右，他对我说：“我走不动。”眼睛在镜片后面一闪一闪，像小孩子被伤了自尊心，郁闷又气恼。他有生气的理由，因为他本来是从苏州带了车来的，可是宾馆里不许开车。眼看评审会时间到了，我赶紧和宾馆前台商量，他们说有运行李的电瓶车，可以送陆老师。我听了很高兴，对陆老师说：“这下好了。”他听了，气鼓鼓地说：“好什么好？那是什么车？我坐上去就成了行李了！”我一听，傻了，那可怎么办？这时，陆老师看着不远处正在走着的王蒙和王安忆，小声说：“我要是上车了，人家就会看见我像行李一样被运过去……”我急中生智，说：“陆老师，我陪你坐！我们坐上去，说说话，看看风景，多开心呀。这是给你特别的待遇！”陆老师表情松动了一些，犹带几分怀疑地审视了我一两秒钟，终于说：“两个人坐嘛，就没那么傻了。”一到南楼，他不等我搀扶，自己飞快地下了车，马上和已经到那里的其他评委说起话来，根本不回头看一眼。好像这个出馊主意的报社工作人员、这辆害他“斯文扫地”的电瓶车，和他没有一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