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问题时，习近平总书记常常爱用典释义，如:“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诚然，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束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

　　笔者在学习和思考之际，想起了1937年10月发生在延安的“黄克功案件”。这是当时的一件惊天大案，也是史册上从严治党、从严治军的一个经典案例，更是当前和今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面明镜。

　　黄克功时年26岁，少年时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身经百战立过功，并担任过旅长等职务，时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被害女子刘茜，时年16岁，早年在国民党统治的太原市求学，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先后在“抗大”和陕北公学学习，与黄克功相识相恋。不久，刘茜发现自己与黄克功在经历、性格、情趣等方面的差异都太大，就表示中断恋爱关系。然而，黄克功却纠缠不休，并于1937年10月5日傍晚在延河岸边用勃朗宁手抢威逼刘茜公开宣布结婚，遭到拒绝以后竟对刘茜开枪，刘茜右胁受伤倒地后哭喊“救命”，黄克功又对她头部开了第二枪，造成刘茜当场毙命。此案震惊陕甘宁边区，影响波及全中国。国民党报纸借题发挥，诬蔑攻击共产党和红军。当时，共产党和红军在延安尚处于“立足未稳”的态势，对于黄克功究竟怎样处理呢？敌、我、友各方人士和老百姓都在拭目以待。

　　案发以后，黄克功即被开除党籍。但是，要不要对他判处死刑，在延安的党内军内发生了争论：一部分人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共产党人也不能例外；另一部分人认为，抗日战争正是用人之际，这时枪决一位革命功臣未免太可惜了，可以让他戴罪抗日、将功赎罪。黄克功本人对罪行供认不讳，但是希望自己能够死在抗日杀敌的战场上，不要死在延安的法场上。他上书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和毛泽东（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念我十年艰苦奋斗，一贯忠于党的路线，恕我犯罪一时，留我一条生命，以便将来为党尽最后一点忠。”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案件审判长雷经天也写信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情况，并提出“严格依法办事，对黄克功处以极刑”的意见。有的领导同志闻讯以后，考虑到黄克功十年来的表现和功绩，就请求毛泽东特赦黄克功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