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国家治理的历史，就是治吏的历史。当前同样如此，从“八项规定”，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再到高压反腐，都体现出高层以治吏为突破点推动改革的深意。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期，毫无疑问就是吏治有效期。如果吏治混乱、官场腐败，社会各项事业往往会发生倒退，这在中国历史上屡有应验。

　　政治治理取得成效的标志有多种，一般是通过衡量大国的政治指标来体现。第一个标准应该是安全，也就是政治上保障人民免于人为的死亡和伤害。第二个标准应该是福利，也就是政治上保障人民过一种物质上的体面生活。第三个标准应该是尊严，也就是政治上保障人民在人格上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这三个标准下面可以细分出更多的指标。而这其中都少不了吏治的成功，如果一个国家吏治败坏，是不可能有安全、有福利、有尊严的。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科斯给中国提出了十大忠告，其中的一条是“中国必须让其政治权力服从于法治”。他说：“如果权力由法律来约束，如果任何权力的滥用都可以追溯责任，那么腐败就不会威胁到秩序和稳定。”确实，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进出口贸易额、制造业规模更高居世界第一，如果说还有不足的话，就是吏治问题。权力服从于法治是一个总体目标，从现实来看，权力首先要回归常态，只有剥离附加在权力之上的诸多特权，权力才不会成为诱发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的潘多拉盒子。

　　吏治也是新的领导集体最为关注的问题。以公车改革为例，大多数官员认为享受公车天经地义，“古代官吏坐轿，当代官员坐车”的观念根深蒂固。但公车的本质，实际上是附加在权力上的特殊利益，过去人们认为公车改革面临很多阻力，实际上表现出了对公车改革推进不力的无奈。现在看来只要下决心，公车改革是能够取得实效的。

　　总之，“治吏越严爱民越多”，对贪官的严厉整治，就是对普通民众的爱。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过程中，贪腐对有的部门或者单位来说易如反掌，笔者称之为“发建设财”。所以，“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先治吏再理政，才能彻底改变官场的风气，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造必要条件。（2014年第12期《人民论坛》叶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