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万唤的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分配权改革，在新出台的《成都市促进国内外高校院所在蓉协同创新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成都十条”），又迈进一大步。

　　支持在蓉高校院所自主处置科技成果，由审批变成备案；支持在蓉高校院所与发明人共同申请、享有和实施知识产权等核心条款，无论是深层体制突破，还是具体政策效应，都正引起高度关注。

　　日前，科技日报记者走访成都市科技局等政策制定部门、部分高校院所、校地合作载体了解上述政策的台前幕后。

　　制度如何消除成果转化梗阻？

　　近年来，成都进入科技改革政策“密集期”：从去年出台“建设创新型城市‘1+N’政策体系”，到今年推出《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实施方案（2014—2017年）》的“161”总体部署，再到每年拿出约10亿元财政资金推动实施 “六大工程”，其政策的密度、力度都堪称“历史罕见”。

　　随着改革深入，拥有53所高校、30家国家级科研院所、45个国字号研发平台、科技资源排名全国第六的成都，进一步明确了“发挥高校院所在技术创新中源泉作用”的改革命题——在接连推出创新创业载体、科技金融支持、激励释放人才活力等改革政策后，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改革，已成为不容回避的“硬骨头”。

　　“成都十条”主要起草部门、成都市科技局局长唐华认为，当下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挖掘和激活成都丰富的科技资源，就必须打破现有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机制体制约束，完善既有科技政策体系尚存对成果转化的机制障碍，“向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要发展”。

　　这不仅是被创新实践和理论研究反复证明的规律，更是成都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尽快转入创新驱动的内在诉求。

　　新政出台前，由成都市科技局完成的《促进高校院所成果转化、加快成都转型发展的思考》调研报告，也提出一系列“佐证”：近年，成都技术合同成交额正呈“上升弧线”，去年达333.95亿元，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5位；全市不断增强的产业高端化发展，对科技成果的需求旺盛，2012年技术交易额吸纳技术成交金额首次超过输出技术，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上升至第2位。

　　“破解高校科技优势如何转化为地方经济优势的问题，这正是‘成都十条’的使命所在。”唐华说，科技成果转化不是一个新话题，如何做好“转化”的文章，消除“研发和成果转移转化效率不高”的梗阻，为成果转化找到一条“高产之路”，才是新话题。

　　为此，“成都十条”中第一条、第二条开宗名义，直指此次“深水区”改革的核心——“支持高校院所自主处置科技成果”“支持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用于人员激励”，力破高校院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分配固有“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