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访华时与辜鸿铭、徐志摩等人合影 资料图片

　　艾恺（Guy Alitto）先生是我很敬重的前辈学者。早在20多年前，我就曾研读过他的两部著作，一部是《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性）的困境》（The Last Confucian：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一部是他用中文写就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台湾版更早，名为《文化守成主义论》）。他的这两本书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在中国学界都很有影响。艾恺先生把体现启蒙方案的现代化追求看作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认为它的进展总是以不断毁灭对人类仍然有价值的东西作为代价。现代化和反现代化、启蒙和启蒙批判，不仅相伴而生，而且此种冲突将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这种冲突实源于人性深处无法消弭的内在矛盾。这种哲理性思考，曾给我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为了让中国读者能够更多地了解“保守主义”的正面价值，艾恺先生甚至还有意将“保守”译作“守成”（取孙中山“守成不易，创业维艰”中的用法），因为在中国，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保守”与顽固、落后相提并论。由此可见他的别具匠心。

　　艾恺先生在“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上提交了一篇长文《从全球视野看20世纪早期中国的启蒙批评》，延续和发展了其在《论文化守成主义》一书中的思考主题。他以辜鸿铭和梁漱溟等为例，简要梳理了20世纪早期中国批评启蒙和现代化的文化保守主义反应的具体表现及其特点，重点讨论和较高评价了梁漱溟思想的内涵与价值。这也是他最有研究心得的地方。为了说明问题，他在文中还勾勒了启蒙批判在西方的兴起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表现，尤其注重揭示它们在思想方式上的共同特征，比如精神—物质、体与用的二分法等，给人以很多的启发。这里我主要回应他报告所提出的一个新问题：那就是中国在20世纪早期同其他各国相比，为什么启蒙批评、批判或真正的文化保守主义反应如此“微弱”或“有限”？当然他同时还提出一个问题，即在当时中国知识人当中，为何激烈地反传统成为潮流，但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紧密相关，或许可以视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