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中译本的出版近来形成出版界的一道独特景观，除坊间熟知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又推出新译第七版外，新问世的还有《世界：一部历史》《全球文明史》《新全球史》《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大地与人：全球史》《人类共同体史》《世界史》等。然而，把这些中译本都加起来计算，同西方特别是美国近年出版的宏观世界史著作相比，也只占很小比例。按说，西方流行一时的后现代主义是反对宏大叙事的，历史学甚至还曾因之“碎片化”，那为什么这些宏观史作还能大行其道？

　　人类历史漫远悠长，而目下正进入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在这种形势下，人们自会产生“如何理解世界变迁”“当下为什么变化如此之快”“人类应该怎样应对”之类的问题，而要回答这些问题，不管在当今功利主义盛行的形势下历史学显得多么“无用”，恐怕还要首先回顾历史。所以，探讨“人类常规”、追究“人类社会变迁的方式和原因”、“认识、描述、理解世界范围的变化”，构成上述“大历史”论著的共同宗旨。

　　不但时代要求大历史叙述，学术传承也呼唤重塑“命运共同体”。如果说把本族、本区域的历史与异族、异地历史并为一体、互为参照是宏观世界史之基本性质的话，那么应该说欧洲向来有撰述“世界史”的传统。这可能与欧洲史上大一统局面较少，习俗不同、语言各异的各族群体长期杂处有关，也可能与“基督教世界”观念曾深入人心有关。不管怎样，欧洲从古代的希罗多德、中世纪的奥古斯丁，到近代的伏尔泰，现代的汤因比，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家，可谓代不乏人。而康德更有言称：“如果不用编纂世界历史的方式认识杂乱无章的历史现象，我们就只能走向绝望。”只是19世纪末叶以后，伴随欧洲近代学科体系的建立，民族国家史学被尊为“正统”，超越国家之上的世界史几为“世界观”的同义词，属于哲学范畴，世界史才淡出史学领域。因此，当上个世纪中叶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倡导宏观史学时，他用的词是“回归”，而不是“开创”。

　　“回归”并不等于“复旧”。“回归”后的宏观史学较之以往，判然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