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立法法》修正案，将省级以下享有地方立法权的主体从49个较大的市，扩大到全国284个设区的市和自治州（以下称“设区的市”）。这对于地方各级人大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压力与动力同在。

　　首先，与地方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相适应，地方立法权的扩容具有必然性，同时，地方立法权扩容也将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地方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设区的市规模不断增大。按照2014年的统计，我国现有特大型城市87个、大型城市82个，二者之和占全国设区的市60%。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大城市比例将不断上升，与之相关的土地管理、人口控制、环境保护、文化建设、社会治理等问题将越来越棘手复杂。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之外，还存在很多“法外空间”（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没有设立规范的地方）。由此，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顺应了时代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其次，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保障宪法法律的贯彻实施，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有序发展。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各级地方人大应当抓住机遇，充分发挥重要作用，积极开展地方立法工作。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写道，“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国现行《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在我国，中央立法机关与地方立法机关各具特点、各有所长，新《立法法》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不仅是我国立法体制的新发展，更成为推动地方立法发展的新契机。

　　因此，新《立法法》对地方立法权主体的扩大，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跨越，也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地方人大的工作，提高地方立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深远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贯彻落实好立法权扩容的相关规定，必须克服一些挑战与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