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政府公信力在一些地方屡屡遭遇困境。怀疑政府决策取向与事件调查结论，猜疑干部履历与晋升程序，质疑领导言论与亲民举止，甚至出现了“逢官必疑”“逢权即疑”的“老不信”情形，这似乎预示民众已形成了不信任政府的“思维定势”。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体现了政府信任的发展方向：按照现代政府原则，公众的怀疑本质上也是监督和鞭策，有助于提升政府公信力。

　　要指出的是，如果政府无法赢得民众一定水平的信任支持，或是公信力遭受损失后不能及时有效地修复，就可能引发治理成本增加、社会秩序失范等风险，特别是公共危机条件下会陷入被动境地。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到“塔西佗陷阱”——“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他同时指出：“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就此而言，解决公权力的信任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政府信任的发生与演化、政府公信力的维护与修复，既受到政府绩效、价值共识、程序规则、政治仪式、文化传统等的影响，也取决于政府形象与官民互动状况。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绩效的持续增长释放了比较充分的政府信任“红利”，形成了相应的政治支持，那么在经济步入新常态的条件下，其政治边际效应正在不断递减，表现为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政府信任弱化，甚至在一些地方发生了社会泄愤式群体性事件。而中国转型发展中利益格局、价值观念等的深刻变化，及社会矛盾的积累，使领导干部形象越来越成为影响民众信任或不信任选择的关键变量。

　　政府形象从来都不是虚幻、空洞的，而是由每个领导干部的良好作风、言行举止、履职业绩支撑的，体现在官民关系的各个层面，渗透在官民互动的不同环节。从实际看，不时曝光的“党八股”、“两面人”、形式主义、奢靡之风、官僚主义、雷人雷语、萝卜招聘等现象，无不折射了领导干部形象的困境。这可能是直接间接、或多或少的，但往往是具体的、日常的、实在的。如果领导干部腐化堕落、言行不雅、用权任性，对待群众推诿塞责、专横嚣张、懒政惰政，管理中立场偏差、不作为、乱作为，决策中信息不公开、程序不合理，与民众缺乏沟通对话，搞暗箱操作，那必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认知与评价，进而侵蚀公权力的公信力。

　　这其中的因果关系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