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下半年，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发出札文责令上至布政使司下至有关衙门、局、府及海关等机构编制翌年财政预算表。

　　西方近代预算制度是一个涵涉政治、法律、经济等诸多要素的复杂运作体系，有着与中国传统奏销制度截然不同的现代元素，对其引进移植和改造实践，是中国传统财政制度向近现代财政制度转型的重要一步o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而预算又是现代财政的核心。近代意义上的财政预算制度不是中国本土原生的，而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对于西方财政预算制度及其思想的引介也不是自清末新政而始。早在19世纪末期，一些到过西方的游学留学人员、清廷驻外使节、来华传教士以及政府开明官员等就在其各类著述中开始片段式地向国人传播西方预算知识。然而，此阶段中国思想界对西方预算制度思想的介绍还仅仅停留在常识性知识水平，流于片断、零碎和附会，没有上升到学理性知识和操作性知识的水平，这一升华是到清末新政实施之后因制度递嬗的现实需求才真正得以实现。特别是到了1906年清政府宣布开始预备立宪前后，国内对于预算制度本身及其与政治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才有了相对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入的介绍。

　　在实践层面，晚清政府关于引入预算制度的诏令早在戊戌变法期间就有，当时光绪帝在看了翰林院庶吉士丁惟鲁的条陈建议后，就采纳其建议诏令户部着手办理预算制度：“近来泰西各国，皆有预筹用度之法。着户部将每年出款入款，分门别类，列为一表，按月刊报。俾天下咸晓然于国家出入之大计，以期节用丰财，蔚成康阜。朕有厚望焉。”(清代宋玉卿《戊壬录·改政之变》)不过，这一诏令随着变法夭折、光绪被禁，也因自上到下预算知识和思想积淀的不足，未能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预算实践。预算制度真正进入清政府财政体系的实践，同样也还是到了清末新政时期特别是中后期随着清理财政的推进才得以开展，而这个时期西方预算知识体系渐成规模的传播和发展，为包括预算改革在内的财政改革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和应用借鉴。

　　可以说，1901年至1911年清末新政这十多年间，是中国从传统财政制度向近现代财政制度变迁的重要起步阶段，无论预算知识体系的传播还是预算制度改革的探索，都经历了至今依然值得予以关注的具有独特性的重要转变。

　　预算知识引介：学理性与操作性兼容

　　庚子以后，清政府启动实施了新政改革，新政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方面面，范围非常之广，远非短命的戊戌变法可比拟。清政府最高统治者希望一改过去几十年只是学了些语言文字、机械制造等“西艺之皮毛”，没有学到其“富强之始基”的弊病，试图在不危及封建统治、确保皇位永固的前提下通过一定程度的制度性变革找到自强之制。此际的清廷饱受丧权辱国之凌，已难再以天朝上国自居，从政府开明官员到民间精英人士均转而开始探求西方国家富强的制度根源。于是，包括财政预算制度在内的西方政教制度陆续被大规模地译介到国内。据刘增合教授统计，1902年国内市场上译介西方政教的主要书籍中，涉及西方财政预算制度内容的就有30多部　(刘增合《西方预算制度与清季财政改制》，《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不可忽视的是，教育制度改革作为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知识传播体系的转向也起到了一定的导引作用。1901年至1905年间，清政府先后推出了重开经济特科，废八股，改试策论，兴学堂，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废科举等一系列教育新政，西方新式理财制度的知识也逐步进入读书阶层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