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是充满阵痛的转型过程，调整经济结构、全面深化改革是硬仗恶仗，没有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和应有的增长速度，不要说推进转型升级和改革开放，就连社会稳定这个前提条件都将丧失。稳住了就是进，稳住了才能进。

　　●中央提出在新常态下要稳中求进。但在稳和进的关系上，进更带有根本性，没有进，稳也稳不住。进才是实现稳的治本之策。

　　●政府行政改革首先要解决按照市场制度要求归位的问题，一是明晰资源配置的权利领域，按照负面清单的管理要求约束自己，清单之外回归公民、回归市场。

　　新常态是既有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新发展方式还没有建立起来的过渡态。在新常态下，部分支撑“旧常态”下高增长的条件已经丧失，而支撑“未来态”下健康增长的条件还待创造。无疑，稳增长、转方式，既是新常态下待解的难题，也是新常态下经济工作的历史使命。

　　新常态属于新旧发展方式转换的“过渡态”

　　回溯人类文明史，第一次科技革命堪称重大事件，它及其引发的工业革命拉开了现代化的大幕。但是，旧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态，使第一次科技革命与中国无缘。中国不但未能与世界现代化进程同步，而且陷入长期的内忧外患。新中国成立后做了一些工业化补课工作，但长期和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严重制约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到改革开放起始阶段，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国经济总体上还徘徊于农业社会形态。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世界现代化加速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却在外患内忧中原地踏步，中国与世界文明的落差更大了。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追赶”、“补课”的现代化征程。面对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和高度集权计划体制的双约束，我们用足了后发优势，经济体制进入了计划和市场的“双轨”制年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激发出无与伦比的动能，持续的增量式市场化改革激发了微观效率和活力，对外开放使之几乎零成本地引进了现代科学技术，在近乎原始生产力水平下参与全球化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四大因素让中国经济狂奔。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去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近美国的60%，实际差距可能更小，人均GDP也已接近8000美元。经济水平的快速跨越上升，其另一面就是生产力与西方差距的快速缩小。生产要素成本正在与世界接轨，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岌岌可危。科技引进成本大幅提高，依靠引进模仿已是穷途末路，科技成长亟待依托自主创新。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达60多万亿，每年40亿吨煤炭和近5亿吨石油的消耗，使生存环境承受不了，粗放发展、规模扩张几乎陷入绝境。政府权力和计划手段主导的增长，由此助长的失衡、低效、腐败恐怕都已到了极限。

　　经历30多年的追赶和补课，经济增速已不可逆转地步入下行通道，中国经济正在陷入深度“盘整”，背后因素是经济发展方式进入“Z形”拐点。要素驱动亟待创新发展，“双轨”体制亟待单轨运行，政府管理经济手段需要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