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齐洲看来，一位合格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既不应颂古非今，也不能以今律古，而是要尊重古人，敬畏传统；关注当下，面向未来，用中国传统的思想智慧和文学精神来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进步。

　　王齐洲告诉记者，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现代学术界长期以来用西方的文学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文学的局面，真正做到对古人有“真了解”。为此，他便将精力集中到探讨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上来，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这一特定领域，成为他近年来研究的重点。

　　他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学研究”着力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期开始考察，以期真正彰显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民族特点和文化特色，从而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并且这一研究成果入选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究竟这项研究有何创新之处？有着怎样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对此，记者对王齐洲进行了专访。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能否举例说明下，中国文学观念和西方文学观念到底有什么差异？究竟怎样的契机让您开始有意探究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的？

　　王齐洲：中国现代文学观念是经由日本引进的西方文学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有很大差别。譬如《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学的的定义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斗争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这一定义反映的正是现代文学观念。然而，中国古代并非如此认识文学。参照《论语·先进》《史记·太史公自序》等典籍篇章，“文学”涉及法律、规章、制度、文化，以及言论、行为方式等各个方面。

　　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我在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时，就深感中国古代小说观念与现代小说观念有天壤之别，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试图阐释中国古代小说、小说观念的初始面貌和发展轨迹。90年代初，我在主持编撰《湖北文学史》时，为哪些作家作品该纳入文学史视野颇费踟躇，逐渐意识到古往今来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定义，只有不同时期不同人们对于文学的各自不同的理解。于是，在完成《湖北文学史》后，我便将精力集中到探讨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上来。

　　不过，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时因地会有所不同。两汉的文学观念与先秦的文学观念已然有别；明清的文学观念也不全同于唐宋的文学观念。然而，无论其如何发展变化，中国初始的文学观念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和规约性的作用，则是大家都承认的。正所谓“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便是我研究初衷的最好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能否谈谈，构建中国文学观念发生史，有怎么样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王齐洲：如前所言，中国现代文学观念是经由日本引进的西方观念，它已经成为现代人开展文学活动、进行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指南，其是非得失曾引起过一部分学者的讨论。大家都意识到这一观念遮蔽了中国文学发展的许多事实，也忽略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家的理论探索。

　　以往研究中国文学思想史、理论史多以现代文学观念为标准，旨在说明西方文学观念在中国古代也有表现，却没有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自觉地探讨属于中国文学自己的思想。凡不能说明西方的文学观念，再好的中国古代理论也不会被重视，即使是“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也被人看作文章学著作而非文学理论著作，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中国文学理论话语权，以致上世纪末人们批评中国古代文论犯了“失语症”。

　　事实上直到今天，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的著作大多是西方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的中国版，仍然体现不出中国思想、中国理论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特色，无法与世界各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理论平等交流。这不仅影响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也影响中国文化在国际文化竞争中的软实力。

　　构建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就是试图构建属于中国文学自己的思想史。尽管它只是这种思想史的开头部分，但有了这一开头，建构了这一基础，中国文学思想就有了自己的位置，就有了与世界各国文学平等交流的学术平台，就能够在此基础上更深入地研究中国文学思想、发展中国文学理论，从而为新时期新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具有民族特色的思想营养和理论保障，也能够在世界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的竞争与融合中争取到应有的话语权。

　　中国社会科学网：据了解，您将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运用于考察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能否介绍下这一研究方法能为您的研究带来哪些新启示？另外，您觉得这一研究方法是否有局限呢？如果有，又该如何“规避”呢？

　　王齐洲：构建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就是要从中国古代的实际出发，弄清楚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观念发生的现象、内涵、过程、机制、构造、原理，等等。不是选用某些历史文献来证明当下人们心目中的所谓文学和文学观念，而是在尽量占有古代全部相关文献材料的基础上梳理出古人对于文学的认识，即阐明他们当时将什么视为文学，同时利用文学来发挥什么作用。

　　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在谈到中国文论重建路径时，提出要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颇富启发性。他认为，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是“强制阐释”。这种“强制阐释”体现为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反序认识路径，其要害为：不是从实践到理论，而是从理论到实践；而“本体阐释”拒绝前置立场和结论，一切判断和结论生成于阐释之后。

　　用发生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强调的就是“本体阐释”，它不赞成用先验的理论作为前置立场，去寻找符合这一理论的某些事实和某个时点，而是将文学观念的发生视为民族文学和思想生成的动态过程，主张从全部现象、事实、文本中去抽象出理论、思想和观念。所有的判断和结论都生成于大量文本阐释之后。这样，既避免了以今律古、以西律中，又避免了望文生义、浅尝辄止，能够得出比较接近原生语境的符合古人真实思想的科学结论。

　　若论这一研究方法的启示意义，我认为，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研究注重全面收集包括最新考古材料在内的中国早期文学观念资料，从归纳整理和比较分析中，从思想观念生成变异的动态过程中，去探寻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丰富内涵，力图说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生成机理和发生机制，并将所揭示的观念内涵放到当时的语境中加以检验，对于端正不读原典、人云亦云的浮躁学风有示范意义。

　　当然，这一研究方法仍然有其局限。一是发生学研究要求关注所研究对象的全部现象和事实，而历史遗留的文本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有些还是碎片化的，这必然会带来阐释的困难，甚至误解。二是文学观念发生学研究只关注文学观念发生的初始状况，如何与这一观念的后续发展、尤其是与当下的客观现实相联系，找到它们之间的联接点和生长点，还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因此，这项研究只是开了一个头，必须有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研究者的通力合作，才能推进此项研究的深入发展，为当下文学和文学理论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网：回顾以往的研究，您觉得哪些方面是“攻坚克难”的？此外，您认为今后这项研究还有哪些方面可以继续深化完善？

　　王齐洲：在进行中国文学观念发生史研究的过程中，的确遇到过相当的困难。首先是材料的收集、整理、甄别、理解。在中国文学发生的初始阶段，文学观念的符号遗存除了传世文献之外，不仅包括甲骨文、金文、简帛文，还包括大量考古材料。材料收集不全自然会影响对原有观念的理解，而材料的整理、甄别同样是理解的基础。考古材料和出土文献大都艰深难懂，需要具备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辨伪学等多方面的知识，这些对研究者的知识储备和研究能力都是考验。如本研究对“文”、“学”、“诗”、“辞”、“士”、“儒”等所进行的语源学探讨和历史语义学清理，便代表了这一“攻坚克难”的努力。

　　其次，是对重要概念的准确把握和科学阐释。因为这些概念构成了中国文学观念发生的重要路标。如何在阅读文献材料的过程中发现这些概念，如何在纵向和横向比较中准确阐释这些概念，是能否科学建构中国文学观念发生史的关键。

　　再者，“中国文学观念发生史研究”不仅需要清理各种思想观念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联系，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而且需要清理这些思想观念与之前和之后的思想观念的联系与区别、延续与变异、分裂与整合、发展与反复，而所有这些，又需要作者有开阔的视野和多学科知识，并具有较强的分析和归纳能力，对研究者“攻坚克难”能力也是一种考验。

　　现如今，“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研究”虽然已经结集成书，但仍然有继续深入和完善的空间。例如，《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还只是侧重思想观念材料的阐释，对中国早期文学创作的关照是不够的。如果能够将文学创作结合起来研究，其认识也许会更加深刻。此外，对中国早期文学和文学观念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作用的清理，也还有加强的必要。因为这也是理解中国文学观念发生过程的重要内容。总而言之，《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不是结束了这一研究课题，而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期待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问世。(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郝日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