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作家杜芳川近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阵痛》讲述了本世纪初，陕西秦汉县秦关村在创办“试验田”过程中发生的故事：县委书记牛大雷提出要发展诸如KTV、洗浴中心、桑拿按摩等文化娱乐产业，以提高当地的经济和文化消费水平。这些娱乐产业给村民带来了实惠，又滋生了堕落腐败一系列的问题。最后，当一场SARS来临的时候，这些娱乐产业瞬间销声匿迹，给人带来的是无比的疼痛和自我反思。这对当下纷繁喧嚣的文化娱乐产业发展是一种警醒和反思，其中充满了最深切的人性追问。同时，这本书可以当作陕西农村发展文化产业的一个“史料”去看待。作者在公安局任职，他熟悉这些娱乐场所发生的各种故事，因而可以对生活进行最真切的关照和反映，读来真实可信。作者站在传统现实主义的立场上，以反思和批判的笔法，用鲜明的倾向性细致地写着当下社会鲜活而又令人迷茫的问题。作品映照出当下农村发展繁荣与凋敝相互共存的现状，人思想保守与开放共生的复杂境况。

　　作品选材非常敏感，其最大的亮点在于提出一个当下最值得反思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悖论问题：在农村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健康地发展我们的文化娱乐产业，如果急功近利地将文化产业发展成“色情经济”，最终因为一场“天灾”SARS（其实也是人祸）形成致命的打击。繁华转眼烟消云散，空余人的苦痛和困惑。当社会的发展打着发展文化和繁荣文化的旗帜，结果却呈现出一片“文化沙漠”的废墟，不觉四顾茫然而不知所措。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不发展就落后贫困，发展了却带来种种的负面影响。

　　在娱乐至死的时代，娱乐产业带来无尽的商机，作者对这一“色情经济”发展的过程进行了客观的描述。一方面，农民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收入也提高很多。为了让娱乐场所光鲜吸引人，乡上为村里装路灯、修路等美化工程；整理村庄中的文化历史，发扬秦关文化和文物古迹；帮助困难户脱贫致富，赵寡妇的鲜花农家臊子面馆解决了她的生计问题，吸引了四面八方的人慕名前来。这是“试验田”带来的好处，也是农村发展乡村文化的一种途径。另一方面，发展中的村庄难免鱼龙混杂，乡村的人文精神以及健康向上的娱乐休闲意识都在渐渐流逝，取而代之的是畸形的色情服务。而地方发展的保护主义为色情业的发展提供安全伞，以至于色情业有恃无恐。这种“色情经济”打着文化的招牌，骨子里却是反文化的，导致了人的道德败坏。夜幕下的秦关村，在灯火通明中演绎着车水马龙的辉煌，暗香浮动中撩拨着人的情欲。赵二寡妇的儿子喜旺去嫖妓，得了淋病；电管所的所长钱峰更是利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谋取利益，包养娼妓，不顾及自己的妻子孩子；陪酒小姐王莲做了县长马诗笛的情人，阴差阳错间却发现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导致马诗笛的自杀；歌舞厅发生火灾，烧死了电管所的职员。

　　作品的亮点之二在于，《阵痛》不仅描绘出的是文化发展上的“阵痛”，也细致地道出了民众思想转变中遭受的“苦痛”。在一个历史大发展时期农民的心路历程非常复杂，既有对传统乡村文化消失的痛心疾首，又有对都市文化的恐惧与拒绝。秦关村承载着秦地厚重的传统文化，民风淳朴，思想保守，却要在这里发展当地人称为的“妓院经济”，由此引出了一场场秦人前所未有的思想冲突、转变和接受的历程。这种“色情经济”的文化改革不停地在挑战民众的道德底线，作品刻画出各色人等内心活动。主人公任百顺是个老公安，他退休后到村中做了支书，一心为村人做好事，深的他们的爱戴。他和村民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在村庄搞“妓院”经济。他的儿子任飞翔是公安局扫黄队的队长，也不清楚这个试验田到底是对是错。最后任百顺在乡上领导和自己儿子的劝说下，逐渐接受了这个思路，并且给村民做思想工作，带领村民去娱乐场所消费，改变思路。这深刻地揭示出人思想上“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博弈。村庄发展也是官场各色人等的一场博弈过程，秦关乡的干部有自己的打算，借着这个机会往上升迁。乡党委书记米从林就借机会为自己的情妇水彩花捞政绩，让其当上了副乡长，自己也可以借机会往上升迁。乡长柴排楼怕“试验田”这个烫手的山芋，左右躲避，有成绩就往上靠。最后却没有人为“试验田”的关闭负责，承受痛苦的只有当地的农民。

　　这是一种撕心裂肺的阵痛，淳朴民风在这块“试验田”拜金主义的推动，败坏了民众的道德，造成人性的迷失和人格的堕落，最终经济上也得不偿失。阎连科的小说《炸裂志》以“神实主义”的叙事方式讲述了一个小村庄转变成超级大都市的过程。他对这种发展的动力做了总结，认为是“男盗女娼”的经济，而“女娼经济”才是这个地方发展的内在动力。当这个大都市最终气吞一切的时候，却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荒芜，成为一座废都。这也是《阵痛》要告诉我们的事实。一个依靠色情娱乐来拉动经济发展的地方，是一个真正没有文化的地方，也是一个没有未来的地方。比如东莞因为“扫黄”被再度曝光而成为瞩目的焦点。一个地方的经济靠“小姐”来挽救和拉动，它最终毁掉的是经济，还破坏掉了当地的人文环境，给东莞冠上“性都”的标签，从而造成当地文化更大的缺失。小说的结尾处，作者没有让村庄中的色情业死于一场“扫黄打非”的强力之下，而是一场天灾让其萧条倒闭，离开色情业的秦关村何去何从？小说没有给出答案，只是给我们提出一个敏感的问题。出于一个作家的责任感，他试图在寻找传统的农业文明与现代人文精神的一种契合与沟通，但是以失败告终。

　　作品直面社会现实，用朴素流畅的语言，塑造了各色人等，在我们的阅读中，浓浓的秦人风土民情扑面而来，秦人的方言俚语，他们的爱恨情仇，他们的率真质朴，他们的保守落后，我们都能触摸可见。但是，作品需要在以下几点上好好的斟酌与改进。面对日益复杂的转型期的乡村现实，作品的表现手法比较陈旧，在这种传统的创作手法被运用于作品之中，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作品缺乏一种现代意识。作品需要跳脱那种陈旧的写作模式，否则很难给人一种新鲜的艺术体验。同时，作品在描写人物的时候，有点类型化、脸谱化的写作倾向，恶与善总是那么泾渭分明，非常复杂的人性有时候被抽离为扁平的人性展示，人物成为善恶忠奸的符号化显现。尤其是在对“丑、脏、恶”的人性进行批判的时候，还需要再细致斟酌人性的微妙和复杂。而且，小说对这种色情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并没有完全淋漓尽致地展开，对出现的问题也有所回避。如小说的结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对矛盾冲突的逃避。作品尽管暴露出种种弊端，当地村民、政府部门、执法机关这三者间有太多的纠葛，但是却没有我们所期待的那种激烈地“对决”与“抗争”的情境出现，这使得整体情节上有些平淡。再如对官场中权利游戏的冲突描写，有的还显得粗糙，有权谋却缺少智谋，有些地方的处理不太准确和到位。如何去遏制色情文化泛滥，去净化我们的文化环境，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困惑和必将付出的疼痛。我们只能祈祷这种畸形的发展在经历过撕心裂肺的“阵痛”之后，不要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