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显然更多是以数量规模为标志的。光鲜的数据和成绩反而使得内涵建设层面的一些问题被长期掩盖，而无法获得较好的重视和解决。尤其是大学行政化问题，已经成为束缚中国大学迈向新台阶的沉疴。大学行政化问题若得不到有效根治，中国大学不但无法告别平庸，中国高等教育之深化改革也恐将无法破局。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显然对此问题已经达成共识，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以纲领性文件的形式表明了中央推进教育改革的决心和方向，也体现了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的全面深化改革思路。具体到高等教育领域，显然对解决大学去行政化的难题也作出了积极回应，就是要通过政府简政放权，落实和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推动大学去行政化。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大学行政化的症结是内外兼有的：既有大学外部环境的行政化，需要政府对大学简政放权，为大学创造一个非行政化的外部环境；又有大学自身系统内部的行政化，而这恰恰是最容易被人们忽视之处。人们往往认为只要政府简政放权，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力，大学自然就去行政化了。这当然是天真的想法，因为若仅仅着力于大学外部行政化问题，行政权力自然会转向大学内部寻找藏身之地，并且还会利用“自主”的外衣而产生权力变种，以更隐秘的形式存在。

　　披上“自主”外衣，大学行政化可能产生变种

　　法国社会学巨擘布迪厄认为社会存在多个相对独立的场域，如文学场域、艺术场域、大学场域……尽管任何一个场域说到底都受到元场域（政治经济权力场域）的影响和制约，但也基本都会经历一个为自己的自主性而斗争，摆脱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控制的历程。在此过程中，场域自身的逻辑逐渐获得独立性，成为支配场域中一切行动者及其实践活动的逻辑。比如欧洲大学就经历了这样的发展历程，无论是积极寻求摆脱教会控制的中世纪大学，还是洪堡时代致力摆脱世俗国家政治、经济权力干扰的德国大学，都在这个历程中发展出自身的独立性，尤其是学术方面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成为大学场域成形并发展的根基。一个场域越是具有自主性，自身的内部逻辑越是清晰并能得到共同体的遵守，外部权力越难以渗透到场域内部。

　　而在此方面，目前的中国大学尤其是公办大学的事业单位性质还很浓，很大程度上还是作为行政系统的延伸而存在，因此，准确地说中国未有名副其实的大学场域，更无独立的大学逻辑。即便有所谓的大学逻辑，也仅仅是作为政治逻辑、经济逻辑的附庸而存在，甚至几乎被这两种逻辑替代。在这种境况之下，大学所获得的办学自主权，不过也主要是行政权力的延伸或转移而已，其权力的性质并没有产生根本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