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报记者法国《解放报》官网近日报道称,只有30%的法国民众对法国未来感到乐观。早前,盖洛普公司2012年的一项“积极体验指数”调查结果也表明,法国人拥有的“快乐体验”少于英国、德国、加拿大、挪威、荷兰、澳大利亚等其他发达国家的国民。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梅里曼(John Merriman)在法国度过了20余年,他告诉记者,许多法国民众都有持续性的悲观心态,不管是对国家未来还是个人命运,尤其在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任期间,欠佳的政治风气、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过高的社会福利成本。假如萨特性情欢乐,那么萨特或许不会成为伟大的存在主义代表人物,法国也不会开创存在主义的先河, 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艺术界也不会出现新浪潮(French New Wave)的创作手法,法国文学界也不会深受批判性重构理论(critical reconstruction)的影响而产生新的文学活力。
关键词:法国人;英国;主义;精英;调查结果;法国民众;法国文化;经济危机;创新;盖洛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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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解放报》官网近日报道称,只有30%的法国民众对法国未来感到乐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3年底刊登的一篇文章显示,在一项针对全球54个国家的幸福指数调查中,法国位列倒数第二,仅高于葡萄牙。早前,盖洛普公司2012年的一项“积极体验指数”调查结果也表明,法国人拥有的“快乐体验”少于英国、德国、加拿大、挪威、荷兰、澳大利亚等其他发达国家的国民。
人们心目中的时尚之国及旅游胜地竟是“忧郁的国度”,其国民忧郁心态的成因何在?是否存在历史原因?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批评主义与理想主义是主因
巴黎经济学院教授克劳迪娅·塞尼克(Claudia Senik)将此现象称为“法国忧郁之谜”。在采访中,塞尼克对记者说:“忧郁气息与法国人如影随形。在法国,忧郁不仅是一种普遍的生活观,更是法国人与生俱来的气质。”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梅里曼(John Merriman)在法国度过了20余年,他告诉记者,许多法国民众都有持续性的悲观心态,不管是对国家未来还是个人命运,尤其在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任期间,欠佳的政治风气、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过高的社会福利成本,都加重了法国民众的焦虑心理。
梅里曼认为,浓厚的自我批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法国人的忧郁气质。从笛卡尔开始,怀疑精神便是法国哲学思想中首要的本能意识。法国哲学家、巴黎科学与文学联大校长莫妮克·坎托-斯佩伯(Monique Canto-Sperber)说:“是理性主义传统让我们学会自我怀疑,批评主义是我们生存的一部分。”
法国人既是批评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法国大革命之后,追求人类进步、建设理想社会的观念深入法国人心。最典型的例子便是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的颁布。“法国只有在追逐理想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这个国度最真实的一面。”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这样说。戴高乐曾评价自己的国家“拥有不同寻常的命运”。然而,当现实与理想不相符时,自我批评与忧虑情绪便会滋生。
梅里曼表示,20世纪20—30年代法国的经济危机加剧了右翼极端势力,遏制了多元文化的蓬勃发展。这些都是促成当今法国忧郁文化的因素。
知识精英“忧郁气质”蔓延全民
对法国知识精英而言,带着浪漫气息的忧郁是一种独特的精神享受。这种悲观主义及自我怀疑的精英思想往往受到全社会的尊崇,“享受忧郁”便成了不可避免的全民心态。
对于法国知识精英的“无病呻吟”,法国文化部前部长杰克·朗(Jack Lang)说:“法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性情忧郁,这似乎是他们的职业病,而巴黎这个城市也笼罩在这种忧郁氛围当中。”
法国知识分子似乎一直未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法国国际影响力下降这一现实带来的失落感中恢复过来。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觙si)说:“一种渺茫与失落感弥漫在全体法国人当中。我们怀念曾经的辉煌岁月。路易十四及拿破仑一世统治下强大的法兰西帝国,如今却总是反问自己‘到底怎么了’。”
法国历史学家克里斯多夫·普罗夏松(Christophe Prochasson)表示,“如今,憧憬美好未来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法国陷入了进步危机。当前,法国已逐渐沦为平庸的国家,这给法国人民的世界观蒙上了悲观色彩。”
法国批评家让·菲利浦·玛蒂(Jean-Philippe Mathy)在论著《忧郁政治》(Melancholy Politics)中说,面对同样渐趋下降的国际影响力,法国的“沮丧痛苦”与英国的“淡然处之”截然不同,英国并无全民忧郁的心态。英国对于其全球文化渗透力较为自信。然而,曾作为欧洲外交事务中主要语言的法语地位已不如从前,法国上层社会以优雅、礼节著称的精英文化似乎也风光不再。对于这个满怀理想的国度而言,这无疑是一场文化之殇。
忧郁或是法国文化创新的根基所在
法国文化固然有其消极性的一面,但这并不代表其消极性扼杀了创新性。假如萨特性情欢乐,那么萨特或许不会成为伟大的存在主义代表人物,法国也不会开创存在主义的先河,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艺术界也不会出现新浪潮(French New Wave)的创作手法,法国文学界也不会深受批判性重构理论(critical reconstruction)的影响而产生新的文学活力。
事实上,法国历史上的一些萧条期,其后往往会出现文化创新高峰。例如,19世纪70年代普法战争中以失败告终的法国,却迎来了其绘画、文学及科学的繁荣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艺术增添了许多前卫元素。法国著名设计师克里斯汀·拉克鲁瓦(Christian Lacroix)说:“法国历史上的战争及革命时期往往都是其‘文化创意塑造期’,新式的设计艺术也由此诞生。”忧郁与怀疑或许正是法国文化创新的根基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