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作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进行研究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发表了一份题为《习近平治下的中美关系——以建设性的现实主义，来实现中美共同使命》的研究报告。

　　报告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若要保持亚洲繁荣与稳定以及二战后全球根本价值和机制框架，亚太地区和全球范围的秩序变革是否会和平发生？陆克文在报告中虽然认为主体国际秩序应维持不变，但也看到了国际治理中的诸多现实挑战和国际机构与多边机制的不完善，认为对国际秩序进行部分调整势在必行。这打破了西方战略界对于国际秩序是否应变革的争论僵局，转而专注于更为实际的问题，即如何能和平的进行变革，显然是一种积极视角。

　　对于中美的共同目标，陆克文报告实质上分成了三个层次，简言之为：中美“和平共存、分歧共管、全球共治”。按照报告假设的中美相处五种情景，排除掉可能性极低的内爆式，在从消极到乐观的光谱上，共有四种：对抗式、竞争式、协作式、合作式。陆克文着墨最多，也最期待出现的当属中美“合作式”关系。

　　进而，陆克文提出了中美的共同使命：“一方面维护、加强并适当改革现有的基于规则的地区和全球秩序，另一方面抵制妄图颠覆现有秩序，损害中美关系和更广泛国际社会的势力。”这项共同使命的表述颇有深意，如果假设中美在对待主题国际秩序的看法上一致，那么中国的发力方向主要应为适当改革地区和全球秩序，而美国的发力方向主要应为抵制损害中美关系的势力，如此一来便清晰得多。

　　但是，这个共同使命有两个隐性前提：一来，秩序的共同性，即所有人眼中国际秩序应为同一套，不能有双重标准；二来，秩序的互利性，即所有人眼中，特别是中美双方认为现有主体国际秩序是有利的，没有动力对其进行系统性改革。显然，秩序共同性排除了美国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可能，秩序互利性排除了中美围绕国际秩序改造发生重大冲突的可能，但这些前提都能满足么？报告在此处似乎也“一厢情愿”了些。

　　针对核心问题与共同使命，陆克文给出了最具潜在创新价值的核心理念：“同梦想共使命下的建设性现实主义”。粗看起来，表述结构极富汉语特色令人亲切，但似乎又过于复杂和术语化而难以理解。将此概念拆开来看，其根本特征在于“现实主义”，这不仅是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最普遍和广泛采用的思维路径，也是报告提出致敬的基辛格博士毕生专长的学术范式，更是对当前中美关系与面临挑战最恰当的刻画依据。与此同时，在“现实主义”前加上略显繁琐的“同梦想共使命下的建设性”，是为了强调此理念与现实主义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