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确保经济复苏和增长，形成全球绿色增长机制。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加强国际间技术合作，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推动公私营合作，是目标实现的关键所在。

 　　从青少年起，莫恩斯·吕克托夫特就对中国抱有极深兴趣，多年来坚持对华友好。在吕克托夫特和夫人霍美德（Mette Holm）访问古都西安时，本报记者就中丹外交关系、文化交流等问题在西北政法大学校园对他进行了专访。

　　1中丹交往堪称 中欧关系典范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好，首先欢迎您和夫人霍美德一行来访，非常高兴能和您在古都西安进行这样一场被您事先要求“一定要轻松”的对话。作为知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研究者，您曾经与夫人合著《中国魅力》一书，在丹麦广泛介绍中国文化。按照我们传统的说法，吕克托夫特先生是“中国人民真正的老朋友”了。

　　莫恩斯·吕克托夫特：我第一次来中国是35年前，算上这次已经是第12次。无论是以财政大臣、外交大臣的身份还是私人访问，我有幸亲眼见证了中国这35年的发展，并自认为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我夫人曾于1981—1982年在中国学习，完成学业后做了10年驻京记者，她现在是北欧亚洲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我们一起收集了很多研究资料，并且于2006年在丹麦合作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发展的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丹两国有着深远的传统友谊，丹麦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63年前的5月11日，中丹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丹麦20世纪50年代就支持过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建交62周年之际，两国元首也实现了互访，我们也看到贵国学者称“丹中交往可说是欧中关系的典范”，这让我们对两国友好交往的前景充满信心。

　　莫恩斯·吕克托夫特：丹麦总人口560万，国土面积约4.3万平方公里，丹麦全国人口还不如西安人口多。两国在2008年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去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访问丹麦时，我们在哥本哈根见面。我们在欧洲进行了四次会议，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包括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也涉及对有关中国发展中的所谓“扩张性”的讨论。

　　丹麦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如能源效率、循环经济以及食品安全等方面具有很大优势，中国保持持续发展需要在上述领域取得更大突破，中国政府的“十二五”规划文本中也体现了这一点。同时丹中合作还可以在投资、教育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展开。另外，丹麦人权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就法律诉讼和法律援助等问题也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能具体谈谈两国在经贸方面的合作吗？

　　莫恩斯·吕克托夫特：去年9月，两国企业签署的协议金额超过了170亿元人民币。丹麦企业在建筑、能源、环保、食品和健康等领域对中国的投资和贡献也越来越大，截至2011年底，丹麦在华投资实际总额为21亿美元，中国累计引进丹麦项目总额为31亿美元，而且近年来这一合作趋势还在不断扩大。

　　同时，作为世界银行公认的欧洲最适合做贸易的国家，丹麦在过去30年中一直与贸易保护主义保持着距离，已经有80家左右的中国企业在丹麦投资。而且根据我国投资促进署最近对这些企业的调查，他们对于丹麦的投资环境非常满意。这既包括一流的基础设施和灵活的劳动力政策，也包括通过借助丹麦的地缘优势，以此为门户可以低成本地进入欧洲市场。我相信会有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进驻丹麦。

　　2文化交流以敬意和尊重为前提

　　《中国社会科学报》：安徒生童话多年来风靡全球，成为一代又一代少年的成长伴侣，源自童话故事的“小美人鱼”铜像作为丹麦的文化象征，已经为人们熟知。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小美人鱼远渡重洋来到上海，并且在那里度过了她的97岁生日，成就了中丹之间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您如何解读两国的文化交流？

　　莫恩斯·吕克托夫特：文化的敬意和尊重是交流的前提。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不仅有西学东渐，其实也有东学西渐的历程，不能忽略不谈。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深刻影响了西方的政治和教育制度，中国的道家学说与西方辩证法的互通互融也已成为公认的学术史实，在文学、绘画、音乐等方面，东西方的联系与交流就更加不用细数了。

　　仅汉字构造及其艺术章法就是一门大学问，丹麦许多人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书法艺术非常着迷，有人还收藏了一些古代中国的笔墨和砚台。如果到丹麦去，您会注意到现在丹麦很多在校中小学生都开始学习中文。就像安徒生在中国的影响一样，孔子在丹麦也代表着中国古文化。

　　丹中之间在文化艺术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比如芭蕾舞，丹麦皇家芭蕾舞团就和辽宁芭蕾舞团合排过作品。在音乐、绘画等方面，两国都有很多交流，全球首家音乐孔子学院就设立在丹麦皇家音乐学院。今年5月，来自丹麦皇家音乐学院和中国中央音乐学院这两所顶尖音乐学院的艺术家们在这里共同演奏、共话友谊。除了安徒生童话，丹麦还有很多文学作品都被翻译成中文进入中国市场，而在丹麦，中国的当代文学、小说和电影也非常流行。比如，北京798艺术区的一些作品就很受欢迎。

　　3“中国威胁论”是思想上的闭关自守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中国文化的解读有非常精辟而独到的地方。最近似乎有一些杂音，将“中国崛起”的话题往“中国威胁论”的角度牵引，我非常高兴地发现，这种论调在丹麦似乎没有多大市场。

　　莫恩斯·吕克托夫特：“中国威胁论”背后是世界上的一部分人还带着落后的西方中心论的视角。

　　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来说，是合作的机遇，是共赢的福音，而不是什么“可怕的威胁”。我想有必要提醒人们注意，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是中国坚持“办好自己的事情”，从而快速实现了国内经济的增速回升，有力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回暖。在这场危机中，中国为其他国家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必须被有眼界的政治家注意到，也会成为将来经济史学家研究这段世界史时不可遗漏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将“中国崛起”与所谓“中国威胁论”挂钩的人，显然忽略了这一重要的尚在进行中的历史过程。

　　和平、合作是解决国家问题的唯一途径，中国拥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而且已经是第三世界的头等大国，有远见卓识的人们不只关心中国在联合国宪章及有关决议内行动，以及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等，更关心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与其他国家一道以更积极和更具建设性的姿态来解决世界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谈起丹麦，不能不谈到安徒生，谈到童话，就不能不谈到丹麦童话般的福利制度，这对于任何地方的普通人都具有极大吸引力。

　　莫恩斯·吕克托夫特：是的，我们的确向来被称为童话王国，但世界上不存在真的“童话般”的国家。丹麦老百姓有免费福利，比如教育、医疗、儿童保育、养老以及失业补助等，我们的公园也绝大多数免费，少数收费，但门票很便宜。在福利方面的确是“童话王国”。而且在丹麦，大家过着非常随意的生活，作为官员，我平时上班从家里到单位的15公里，都是骑自行车而不会用公车。

　　4高福利也能提升国家竞争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将欧洲国家的负债危机归咎于过于优越的福利制度，有一种说法叫做“高福利养懒汉”。议长先生对此怎么看？

　　莫恩斯·吕克托夫特：我需要澄清一点，丹麦普通国民的确有很高的福利待遇，但也并非很容易得到，而是有一定限制条件，要经过申请。免费的公共服务和低廉的公务员报酬同时存在，福利来源于税收。换句话说，这种高福利并非天上掉馅饼，而是植根于丹麦人的劳动和汗水。我们并没有税收以外的其他专门的福利资金征收项目，这一点不像美国。在美国，如果你有钱，并且缴纳了高额的保险，你就会在退休后过上好日子；但在丹麦，我们的贫富差距并不大。比如在丹麦，对妇女开放的工作机会非常多，98%的妇女都可以带着孩子去工作。

　　如果谁还相信“高福利养懒汉”的说法，那我就请他到我们美丽的国家去，看一看那里的人们怎样辛勤地劳动，并在这种劳动中享受生活，工作态度也是生活态度，人们通过工作来得到社会认可，也通过社会福利来提高生活品质。高福利不会破坏竞争力，高福利也不会导致财富与品质之间出现冲突。只要财富的集聚过程和收入分配是公平的，我不相信有哪里的人们会因为有良好的福利，就会变懒惰、睡大觉。

　　实际上，“高福利养懒汉”的独断式思维之下，有人也将欧洲国家的负债危机归咎于过于优越的福利制度，其实这并不恰当。福利制度只代表了政府财政的支出状况，如果国家收入能够满足福利的支出，那么高福利并不必然会导致负债的发生。丹麦作为一个高福利国家，债务率并不高，社会福利增长没有导致经济停滞，反而因为与经济发展同步而促进了国家竞争力的提升。这得益于我前面提到的丹麦国民的努力，还有工商界的发展，更与国家经济政策的恰到好处与持续稳定有相当关联。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提到了生活态度，这牵涉到 “什么是幸福？”以及“你幸福吗？”这样一些哲学式话题。我们知道一些人依然坚持将金钱视为幸福的标准，对此您怎么看？

　　莫恩斯·吕克托夫特：幸福来源于安全感，如果没有对于失业、教育、养老等问题挥之不去的忧虑，那就是幸福的。幸福感与财富没有直接关系，与GDP更不能直接挂钩。个人财富积累和国家GDP的增长一样，其意义都在于分享。但我们往往看到相反的情形，比如一旦面临问题，美国就会想方设法榨取不发达国家的人们，迫使那里的人们出卖劳动力，来获得财富。

　　5丹麦和中国携手 发展可再生能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说到幸福，离不开环境问题。交通拥挤带来的出行时间过长和不舒适、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危害、经济发展陷入瓶颈以及就业岗位的减少，几乎成了不少世界大城市面临的通病。而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也曾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可惜并未收效。

　　莫恩斯·吕克托夫特：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而且我们还不能确切知道现有资源可以持续到何时。如果中国能达到西方那样的发达水平，则可能会面临资源供给困境。对中国来说，问题是从何处获取资源；而对西方而言，是如何维持他们的资源拥有量。

　　的确，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没有达成广泛共识，令人失望，192个国家的讨论有明显的分歧也并不奇怪。但气候问题由谁来负责、谁来行动，是必须讨论清楚的关键问题，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中国希望西方国家能承担更多责任，因为是后者的文明进程首先导致了污染，但欧洲国家也在某些方面因为利益牵涉而感到非常困难，这一点还需各国进一步务实合作。

　　全世界发展绿色经济的速度很慢，而导致的环境污染却日益严重。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确保经济复苏和增长，形成全球绿色增长机制。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加强国际间技术合作，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推动公私营合作，是目标实现的关键所在。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作为一个拥有超过170万人口的城市，其绿色、可持续的城市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获得了全球认可。在哥本哈根，得益于保护骑自行车人的专用车道，上班或者上学的行人中有36%的人选择了骑自行车作为交通手段，另有32%的人选择步行或者利用发达的公交网络出行。

　　丹麦的绿色经济在未来还具有更广阔的市场前景。在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到10亿左右，印度的城市人口将达到5.9亿左右。绿色经济可以解决诸如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城市空间利用等一系列问题，丹麦发展绿色城市经济，对于中国的城市经济和城市规划、建设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预计未来的三年半时间内，中国在提高能源效率方面的投资将超过3500亿美元。去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已经超过了520亿美元，中国正在塑造清洁能源产业，很快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清洁能源科技出产国。

　　根据中国政府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将把重点放在可持续发展和能源的优化升级上。中国是发展中大国，面临更严峻的环境问题，目前正在实施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