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朝日新闻》对侵华日军攻打南京、占领南京的报道，竟为侵华战争叫好。 （均资料照片）

　　1937年12月日军攻打南京南门（中华门）时的激战地。该照片为《每日新闻》记者所拍，为审查机构判为“不许可”发表。

《每日新闻》记者拍的日军正在处死中国军人的照片，该照片被判为“不许可”发表。

　　近日，一条新闻成为中日关注的焦点。这一次，新闻的主角是新闻界。

　　3月3日，一个由日本律师、教授等组成的市民团体，向NHK（日本放送协会）现任会长籾（音：ní)井胜人寄出了要求其立即辞职的劝告书。该团体还表示，如果籾井拒绝辞职或免职的要求，他们将拒绝支付NHK收视费用。

　　这份劝告书，在NHK因高层言论右倾引发“信任危机”的当下，一石激起千层浪。

　　此前，1月25日，NHK新上任的会长籾井胜人在就职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声称：“慰安妇哪个国家都有……国家让你向东你总不能往西吧?”不久后，NHK经营委员长谷川三千子和百田尚树先后发表“不存在什么南京大屠杀，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才是大屠杀”等言论。长期以来，将“政治中立”视为立身之本的NHK高层“雷语”频出，举世震惊。

　　事实上，NHK的一系列“失言风波”并非孤立事件。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一些日本媒体的“右倾化”现象已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日本媒体“向右转”，无疑与安倍政府的政治操控有关。在右倾抬头的当下，日本媒体是否会再次走上为军国主义“招魂”之路？

　　日前，本报记者 走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翟新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李双龙。两位专家回溯历史、审视当下，共同探讨日本媒体“右倾化”现象的原因和影响。

　　黑暗历史：战争动员机器

　　日本的近代报业，是伴随着明治维新发展起来的。在19世纪中叶的明治维新运动中，官方提出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但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日本报纸却走上了和文明进步相悖的道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媒体卷入了对战争的叫嚣之中。通过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发报、传真和飞机运送稿件等传播方式，日军侵略中国的战况被极为快速呈现在日本媒体上，随处可见“冰天雪地中激战的皇军”、“保卫帝国的生命线”等煽动战争的新闻标题。

　　文汇报：日本有识之士曾指出，在二战前，日本“报纸不是向全体国民传达真实的战况,而是将国民赶向那个鲁莽欠斟酌的对英美开战的方向去了。”当时日本媒体的真实写照如何？

　　翟新：当时的日本媒体在客观上的确助推了战争的发生。二战时期日本媒体所经历的这段“统制时期”，是新闻史上黑暗的一页。日本新闻界几乎丧失了言论自由，成为军部的御用工具。“受强制”、“被要求”、“自发拥护战争”和“批评抵制”，日本战败投降前，日本媒体确实呈现出这四种状态。

　　“受强制而为”，是当时日本媒体普遍遭遇的情况。比如关于“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报道，因消息来源被军方控制，各报只能报道军方提供或审核过的报道稿。战前和战争时期，岩波书店、讲谈社和《朝日新闻》等著名媒体都屡屡受到军方的胁迫。

　　“被要求而为”也屡见不鲜。比如“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近卫内阁曾召集主要报社和通讯社的干部、记者开会，要求他们按照政府方针展开报道宣传活动，时任日本同盟通讯社的岩永祐吉社长当即代表其他媒体机构表示同意。

　　“自发拥护战争”，积极配合军国主义体制对国民进行精神总动员，这一类几乎都是当时的一流媒体，如《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同盟通讯社等。大多数媒体都做过赞美战争的报道和评论。如《朝日新闻》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百人斩”报道；《每日新闻》关于1932年上海事变时日军的“炸弹三勇士”报道等。日本一流媒体在当时的集体沦陷，非常值得深思。

　　当然，当时也存在对战争及言论控制进行批评抵制的声音，但受到军方的镇压。比如，日本中央公论社曾被内阁情报局官员痛斥“过于持自由主义倾向”、“对国策非协作”而屡遭停刊处分；日本评论社、岩波书店、《朝日新闻》49名编辑人员因刊载“不适当”的作品被逮捕。

　　进入上世纪30年代后半期，随着日本对外侵略的深入，妥协和屈服几乎是日本所有媒体的选择。即便是对政府和军方显示过鲜明抵制的报纸，也难以做到始终一贯，如《东洋经济新报》在受军方打压后，不得不改变了对“九·一八事变”的否定立场。

　　李双龙：在二次大战前夕，日本媒体确实充当了军部的“传声筒”。如《朝日新闻》被称为是“陆军的机关报”，而《每日新闻》则成了海军的宣传工具。他们基本站在军部的立场上，写有利于军部形象的文章，甚至还刊登美化军队及军人的内容，使读者卷入了近乎于疯狂的拥军热潮中去。由此可见，日本媒体在二战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媒体却因此受到了读者的热捧，使得其发行量大增，形成了恶性循环。

　　文汇报：当时，日本媒体这种近乎“异口同声”的状况为什么会发生？

　　翟新：要理解这段历史，除了日本媒体自身的问题，还特别需要看到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运用制度性的力量对舆论和传媒所进行的管控。战前日本是个形式上的宪政社会，有宪法规定言论和出版、发表的自由，但政府又以《出版法》、《治安维持法》、《国家总动员法》等窒息了言论自由。

　　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颁布，将对舆论和传媒的管控纳入了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的体制之内。此前，日本政府于1936年建立情报委员会，后于1940年改组为内阁情报局，将军部、外务省等机构对传媒和舆论监督的部门集为一体，负责监管日本的对外宣传、国内言论和文化宣传等。

　　这段历史充分显示了当时的日本政府是如何将媒体绑上军国主义战车的，有助于我们带着审慎和警醒的目光看待今天日本发生的事情。

　　历史认识：分裂的“反省”

　　二战失败后，忠诚于军国主义的日本媒体，一度陷于不知所措的境地。当时《读卖新闻》认为：“军事的失败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是两回事，应把军事的失败作为一种动力。”这一言论，代表当时大多数日本媒体对二战的态度。

　　耐人寻味的是，媒体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反省也曾有过转变。2005年6月4日，《读卖新闻》发表了长篇社论，针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提出“首相不应参拜合祀了A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主张。此外，《读卖新闻》还编著《检证战争责任》一书，对日本引起的战争的原因、经过、结局以及责任进行了全面调查。尽管该书的反省也存有一些争议，比如强调了一些历史事件的偶发因素，但被认为是战后60年来日本人第一次系统全面地检讨战争历史，揭露了日本“从来没有以日本国或者日本人民的名义自主追求过战争责任”。

　　2006年初,日本传媒界的两位大佬曾有过一次备受瞩目的对谈。《读卖新闻》总主笔渡边恒雄与20多年来不仅在市场竞争方面,而且在政治主张方面的“死对头”《朝日新闻》的社论主笔若宫启文坐到一起,就两报长期对立的靖国神社等问题进行了一次对谈。在这次对谈中，两位日本媒介的大佬共同认为“‘只要日美关系好，亚洲外交就会顺利’是一个愚蠢的短见，下任首相假如还是选择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的亚洲外交就会彻底失策”。

　　这次对谈的内容发表在《论座》杂志2006年2月号，被抢购一空。也是在这次对谈中，渡边提议，切断日本与邻国之间恶性循环的最好办法是认真检讨历史罪行，努力让大多数日本国民认识到：“事实上，那就是侵略战争。”

　　文汇报：日本现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一些错误表态已经不断招致国际社会有识之士的批评。有学者认为，日本人的历史观在二战后呈现出比较分裂的状态，在迷失与反省中徘徊。作为对社会舆论有重要影响的媒体，日本媒体是如何认识这段历史的？

　　李双龙：战后，日本的媒体也有反思，在传统的日本五大报纸中，带有左派色彩的《朝日新闻》的反思力度更大一些，当然《读卖新闻》数年前所做出的反省姿态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日本媒体的一种历史认识。但这种来自于媒体内部的反思声音并不多，尤其是随着报业竞争的不断加剧，如何争得更多的读者，成了左右报纸经营的一大要务。对二战失败的反思也来自于一部分的学者，比如日本新闻史学家、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山本武利先生等。可惜，这些反思停留在学者层面，并没有对媒体形成约束，随着他们的退休、继承人的缺失，反思声音也越来越弱小。

　　翟新：关于日本媒体的历史认识，如以几份大报为例，《朝日新闻》是一直持比较积极的态度，在报道和论说中坚持人道主义和和平主义的原则，对日本的战争犯罪和错误的战争认识进行批判。另一大报《产经新闻》的论调虽不至于直接肯定战争，但不时会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民族主义及国家主义的自我辩护和歪曲解释。而《读卖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则介于两端之间，对不同具体的历史问题的观点倾向，常会呈现流动性。

　　文汇报：如前所述，在日本，反思比较深刻的一般都是左派媒体，在这个意义上，保守色彩浓厚的《读卖新闻》在2006年时对战后责任进行了一系列反思，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这一行为是否是特定时期的偶然行为？

　　翟新：《读卖新闻》在2006年的转变，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领导层渡边恒雄历史观的影响。渡边是日本媒体的大佬，他于1985年任《读卖新闻》的主笔,1991年任报社总裁。渡边在政界、商界和媒介交游甚广，社会影响力非同一般。渡边基于自己少年被征入伍的悲苦经历，主张切断日本与邻国之间恶性循环的最好办法是认真检讨自身的历史罪行。他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认为对那些强制青年人进行“特攻作战”和“焦土作战”的战争责任者“低头参拜”，是不合“义理”的“鬼畜行为”。

　　但不能简单指望这位既反对参拜靖国神社，也一直主张修宪、自称保守正宗的媒体精英对历史问题的反思和反省会完全与我们处于同一水准。这也是在一些愿意认真和诚实面对那段历史的日本人士身上，我们虽能看到他们就某些个别问题所做的较深省察，但却难见其有对历史整体做出正确总括的原因。

　　平衡困境：深陷信任危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他采取了具有鲜明“安倍特色”的媒体策略，并且较为明显地体现在了NHK的改变上。

　　受此影响，NHK高层右翼言论频出，任会长籾井胜人表示NHK的国际报道“自然”要“同政府立场一致”，节目内容“至少不能偏离日本政府观点”，在战后日本媒体的发展史上更可谓具有“颠覆性”。这些言论引发了人们对一直以政治中立为运营方针的NHK的公信力的质疑。

　　作为公共广播机构和日本媒体代表的NHK产生如此乱象，引人深思。

　　文汇报：在NHK高层频频发出右倾言论的当下，《朝日新闻》被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批评为“攻击政府”。如何看待这一系列现象？

　　李双龙：NHK是依靠政府拨款和民众收视费维持的公共电视台。依照《放送法》第64条第1项，NHK每个月要收取观众的收视费，这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它对收视费的倚重，也远远超过对国家拨款的依赖。NHK的这种“民众性”，是其保持客观公正的根本。

　　但安倍上台后，这一局面发生了很大改变，这源于安倍晋三特殊的媒体观。2月初，他在NHK的经营委员会安插了自己的亲信。这一举动，使NHK被认为是安倍的“右翼传声筒”。而安倍则认为，政府出资了，自然有权利要求NHK更多地站在政府的立场来报道。因此，他加大了对NHK的掌控，并开始控制日本的舆论。

　　在NHK事件中，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2月10日，日本记者会议要求NHK新会长籾井胜人辞职,以及将安倍的亲信百田尚树和长谷川三千子踢出NHK的经营委员会。不过，如今安倍政府右倾明显，自民党官员又在政府的各部门身居要职。在掌权者步调一致的情况下，要改变现状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翟新：应该看到，战后NHK在报道活动中总体上是恪守中立和客观的原则立场的，这在国际社会已有一定的评价，最近籾井的发言致日本国内外舆论哗然，其实正好证实了该媒体机构对长期奉行的报道姿态的背离。

　　不过，就NHK的公营性质而言，它与国家直接运营的国营媒体不同，也与日本大多数自谋生路和能自主决定广播节目的民营媒体不同，比较接近英国的BBC、德国的ARD和韩国的KBS。根据日本的法律，作为享有国家财政补助和免税等权利的代价，公营媒体的事业预算和节目编辑方针等都须国会承认或反映国会及执政党的意向，所以籾井是想打一个法律底线内的“擦边球”。

　　另外，会长在NHK的地位相当于COO（最高执行者），其权力在经营委员会和监查委员会之下，经营委员会的委员长才是CEO（最高经营者），而最近该会主要干部10名理事全体辞职，可视为该机构的自律和经营高层对来自财界的“外行”会长的集体抗议。至于安倍对《朝日新闻》的指责，值得留意的是他所用的措辞。媒体监督批评政府是常理，所以安倍想以“攻击”一词唤起社会同情，好像政府是受害者，但这除了能证明这位政府首脑政治上的幼稚以外，倒是折射了当下日本媒体还保持着一定的清醒。

　　文汇报：近年来，从很多新闻报道中都可以看出，日本媒体已经存在对华报道存在负面、虚假新闻偏多的倾向，逐渐偏离所谓的“平衡”，原因有哪些？在日本“向右转”的过程中，日本媒体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李双龙：日本媒体“向右转”，首先可以从他们特殊的媒体机制中寻找原因。日本媒体历来重视对政治领域的报道。一个典型例子是“记者俱乐部报道机制”。在日本的每个政府部门中，都有这样一个办公室，里面有书桌和电脑。每个媒体都会派一名记者常驻这间办公室，一旦该部门需要发布新闻，就由记者俱乐部的记者进行报道。因此，各家媒体对政治报道的口径往往高度统一。这种西方国家极为罕见的记者俱乐部机制，使记者和政府部门的关系非常紧密，也很容易使日本媒体受到政府的影响。

　　其次，日本媒体都是具有垄断性质的大集团，一个集团下包含电视台、报纸和文化出版业，这些大集团相互鼎立。比如，《读卖新闻》和日本电视台是一个系统的，《每日新闻》和TBS电视台是一个系列的，产经新闻和富士电视台是一个系统的……这些联系非常密切。也就是说，当其中的某一家报纸右倾的时候，其所联动的电视台也会右倾。媒体的集团化和记者俱乐部，从体制上阐释了当日本政府要对媒体施加影响时，为什么媒体很容易出现一边倒的情况。

　　在当今日本右倾的大环境下，媒体要“独善其身”，保持中立或清醒，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日本的右派团体非常激进，如果媒体发布了左倾言论，右派就会采取一系列过激手段，比如放炸弹、集会、游行，或拒绝订阅报纸。这使得媒体遇到了一个尴尬的现状：右倾没问题，公正却可能惹来麻烦。

　　当然，和战前相比，日本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媒体大多具有独立的经营权，也形成了成熟的独立办报理念。日本媒体的宗旨是促进政府为民众服务。可以说，日本媒体以读者为本的办报理念，是传统媒体至今极具生命力的缘由。因此，就目前而言，政府对媒体施加的影响应该是有限的。

　　翟新：在形式上，战后日本的言论自由、报道自由已由宪法条文明确加以保证。因经历过“言论统制”和由此招致的黑暗历史的苦痛，日本传媒界整体上对政府干预言论的活动有着很强的警觉和抵制意识，对监督政府依然具有使命感。这是我们当前对日本媒体“谨慎乐观”的一面。

　　当然，同时应看到，日本传媒界也存在着各种“自主规制”的禁忌。主要有“菊花禁忌”，不报道关于皇室的负面新闻等；“樱花禁忌”，控制对警方或警察组织的报道；“鹤禁忌”，抑制对创价学会这一类宗教组织的报道等。此外还有，“在日韩国和朝鲜人禁忌”、“记者俱乐部禁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