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群体的语言适应状况，一直是社会语言研究的重要课题。这种研究最早可回溯到甘柏兹针对欧洲城市化进程中移民群体的语言研究。近来，随着荷兰国家科学基金会连续资助城市语言研究项目“工业化、语言接触与认同的形成”，以及日本学术振兴会对有关研究的资助，城市化背景下特殊群体的语言适应研究备受国际学术界瞩目。在中国，随着连续九届“城市语言研究”研讨会的顺利举办，以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为对象的语言适应研究成为社会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从个体到群体

　　尽管学界对于农民工群体语言适应情况的实证性刻画正变得日益清晰，但对农民工子女这一“特殊群体中的特殊群体”的语言适应状况关注相对较少。随着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不再“单身外出”，而是“举家迁徙”，因而出现了“农民工流动的家庭化”现象，直接催生了农民工子女这一极特殊群体。从语言适应的角度讲，生存空间的转换带来其心理格局的重组，原本的语言“自我”遭遇到城市语言的瓦解，他们在破碎的语言世界中无法通过词语使存在得以呈现，由此易于沦为城市化中的“失语”一族。

　　依据上海市语委组织的对全市13个区县的226所农民工子女学校语言文字应用情况的专项调查，农民工子女在语言适应维度上存在较多障碍。遗憾的是，目前我们对于农民工子女的语言适应情况了解并不够深广，因此“语言帮助”往往显得力不从心。鉴于农民工子女的语言适应状况决定了他们在城市的社会适应状况，进而影响他们的成长与发展，这些又反过来对城市社会产生反作用力，因此探究农民工子女的语言适应障碍就显得势在必行。

　　从选择到适应

　　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殊产物之一，农民工子女的语言适应现状理应成为城市语言研究以及移民空间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适应障碍，并给出切实有效的参考建议，既彰显了语言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感，又可为将来“语言服务”理念介入国家语言战略规划层面提供实际参考。

　　通过观察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子女的语言适应情况，不难发现：城市化进程中语言资源调配的不对称性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表现出加重的倾向，这使得语言适应比以往表现出更为明显的群体分化特征。语言适应已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特殊群体提高生存质量的重要前提，语言适应可以被理解为说话人因话题、对象以及情境的差异所作出的适应性选择，它相当于“说话人改变或掩饰自己的身份以期更被受话人接受的一种努力”，而这在语言层面表现为语言要素的适应性调整。

　　从分析到对策

　　鉴于农民工子女语言适应维度上存在的诸多障碍是影响其更好地适应城市化生活、谋求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且农民工子女语言适应障碍的生成，是以其介于“城”与“乡”之间的“第三种”交际身份为中心的语言与社会心理的复项函数特征，我们认为，构建农民工子女语言适应体系，推进语言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适应性研究，是化解其语言适应障碍的有效途径，也是验证语言研究向社会应用转化之可行性的有效途径。因此，学界需要思考如何基于以往农民工语言研究，以语言适应概念为出发点，以农民工子女的城乡互动话语为语料来源，描述性与解释性并重，力图为其语言适应障碍状况拟定一个统一的描述框架，然后结合语言适应论对上述障碍及其解除机制作出合理的解释。

　　为此，我们可以尝试从动态的视角来研究农民工子女语言适应系统的社会功能，采用语言适应论作为主导分析方法，并形成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和话语分析等多学科的“多维理论分析框架”。借助农民工子女语言适应障碍的社会语言研究，可以厘清农民工子女进入新的社会语境之后，在获得充分的主体身份建构以及自身生活和文化经验表达时会遭遇哪些语言使用障碍。这不但将推进城市语言的本体研究，而且还可为社会转型期的城市化决策提供实实在在的参考佐证。

　　具体研究，可以按三个步骤进行：（1）借助会话分析方法，揭示城乡互动话语中农民工子女语言适应障碍的类别与基本范畴；（2）借鉴互动社会语言学理论和语言适应论思想，分析城乡互动话语中农民工子女语言适应障碍的制约机制；（3）基于田野调查所获取的多模态语料分析，针对农民工子女语言适应障碍的分析，构建其语言适应障碍及其解除机制的基本模型，具体包括语境因素、工作流程和工作机制，进而为农民工子女语言适应能力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借鉴，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城市语言”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