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出淤泥而不染”

　　孟昌明喜欢荷花、喜欢画荷花，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喜欢一件事物，有时也许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是孟昌明讲起对荷花的喜爱却头头是道：“荷花于我是一种拟人化的精神象征，同时，作为一个美术的‘符号’，荷花也有许多动人的元素。我曾经在自己的后花园养过一盆荷花，经历了荷花一生的生命图解，一片清灵的嫩叶，尖尖露出的小苞，盛开的花朵到干涸的莲蓬，一切都是那般的饶有生机，尤其是莲蓬，我说能从老莲干裂秋风的倔强中读出生命本质苦涩高贵的余音。历经风霜而不改身段的莲蓬，总给我一种人格化的暗示，一个高贵而不落俗套的纯粹与本真。”

　　自周敦颐高喊“予独爱莲”，荷花也开始和梅兰竹菊一样，成为文人雅士争相吟诵的对象，爱莲、写莲、画莲，荷花在艺术作品中高洁脱俗的形象不可撼动。而在孟昌明的眼里，真实的荷花与意象化的荷花却有着明显的区分，或者说他并不愿荷花成为某一特定意义的符号象征：“对于意象的荷花，我个人以为它不单单是自然的‘出淤泥而不染’的植物属性的荷花，它同样也不只是拟人化的、蕴含着士大夫式的清高、红尘不到的荷花。它应该是自然客体和艺术家二位一体、含情脉脉的审美信号，是承载着艺术家欣喜、悲哀的大美之境。”

　　从第一幅荷花作品至今，孟昌明对荷花的理解不同，喜爱不变。《四个四重奏》、《莲语系列》、《晴空万里风荷举》、《知否，知否，应是红肥绿瘦》分别体现着不同时期孟昌明对荷花的不同解读。

　　这些作品中，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在2009年完成的20米长、2米高的水墨荷花巨制《晴空万里风荷举》，追寻其创作起因，竟源于内心小小的“不甘”：“这幅作品花费我几近二十年的心力，当年在巴黎的橘园美术馆第一次看到莫奈的荷花7米长卷，我有一个倔强的想法，这样的题材和作品应该由东方艺术家来完成。然而当时我的年龄、社会阅历以及对中国画火候的把握，还不能让我轻松自如地完成这样一个鸿篇巨制。因此，二十年的春夏秋冬，我多次画过荷花长卷，终于在2009年金秋，完成了这件作品。它像一个多声部的合唱，既有我对荷花这样的自然生命的赞美，也有我去国经年，对家国土地的怀思；就形式本身，它含蕴着中国古典水墨精神的某些特质，同时，它更是一个现代进行时的美学奏鸣。”

　　文化“不苦”旅

　　水墨荷花长卷的成功并非仅限于带给人们视觉上的震撼，浓郁的乡情是存在于其作品中最显而易见的真实感触。

　　孟昌明1990年移民美国，20多年的海外生活，很难不把乡趣、乡情常挂嘴边，然而孟昌明却说：“海外生活对‘乡情’是个借口，在海内生活的艺术家大概也有同样的乡情依恋，现代人精神生活中有总体的、普遍的‘无归属’感，印象派画家高更的《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多少揭示了现代文明和传统生活方式的矛盾与无奈。无论我们生活在哪一个空间，艺术对土地山河的依附，对童年生活的某种依依不舍的恋情，最终都会是形式语言中不可忽视的肌理。”

　　利用海外生活的便利，孟昌明完成了一件“大”事——跑遍世界著名的美术馆、博物馆。

　　“我利用移民美国后的第一桶金，跑遍世界各地，包括埃及、希腊在内的博物馆、艺术馆，以至于在思想方法的逻辑层面，有了对艺术的崭新认识。它不光是东方‘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的情感先行的诗化呈现，它更应该是人类思想、情感这些多重因素引发的一个‘由头’。这样的方舟将承载东西方审美的某种趋同，也因为如此，艺术和艺术家才能走得更远。在寻访博物馆、艺术馆的旅途中，我试图静下来，用自己另一支笔来撰写关于西方艺术史的一系列理论书籍。”

　　每一个画家都免不了有一段艰苦的学画过程，当问及孟昌明是否也经历了一段艰苦的岁月，回答新金融记者的也不过是寥寥数语：“算算，从学画开始到眼下，几近半个世纪，一个人对一件事情一旦着迷，吃苦是必然的。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受教于‘文革’，十五岁参军，在学画时常常有饥饿的经历，没钱买书、买学画的材料和工具，买艺术参考书对我是一种奢侈，我的‘西方哲学’是花了两年时间从书店里‘偷读’来的。”的确，从那样一个时代走过来的每一个人都吃过苦，能成才者更甚，忆苦不是目的，最重要的还是给生活、给艺术多一点甜头。

　　对话孟昌明——艺术应注重学术意义

　　新金融：相比起画家，你给人的印象更像一位文化学者，你自身更希望哪重身份被人认可？

　　孟昌明：我更希望自己是一个画家。如吴冠中先生所说，画家都是手艺人，手艺的说法是必须对技能有要求。文化学者所具备的一切知识结构和素养，对画家也是必须具备的条件。身份的认可并不重要，关键是作为一个画家、学者，离不开一个自我认识；离不开专业水准的高度和绘画技术性手段和理论素质修炼方面的精良。

　　新金融：你身兼艺术家与作家双重身份，这二者分别带给了你什么？担负的责任有什么不同？

　　孟昌明：两支笔给予我两个不同的身段，让我从不同的角度去透视、过滤生活。正如2005年我在台北诚品艺术空间的一个演讲《绘画的理由和写作的依据》中所说，写作的笔可以是一个延伸，把我在绘画里面无法更准确和深入表达的某个概念、思想，继续用写作的方式来作进一步论证。而绘画同样有某种不可言喻的妙处，它弥补了我写作过程中的某些局限，让我以一个更宽大的视野和高度去探寻客观世界。就责任而言，两支笔殊途同归，不过是以不同的媒质工具来阐述真理的纯粹与崇高，来表达艺术家主体对客体世界的一往情深。

　　新金融：在你看来学术意义对艺术创作来讲是必要的吗？

　　孟昌明：学术意义对于画家来说十分重要。古往今来，从西方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德拉克罗瓦、保罗、克利，到中国的八大山人、石涛、金冬心、黄宾虹、齐白石，绘画只是他们的一个基本切片。除却绘画本身不说，他们都是一流的学者和理论家。在现代文化环境中，一个没有人文含量的绘画作品不过是个工艺、一个手艺活计。作为现时代的画家，我以为画家除了对色彩、笔墨、纸性、甚至装裱这些技术性因素烂熟于心以外，更须常具一种哲学思辨的能力，一个美学认识上出类拔萃的见境，进而把这些相关的多层次、多肌理的美术学因子熔为一炉，锻造属于自己的亦有着引领时代审美风尚的作品。

　　新金融：你认为即便是在艺术史上留存下来的艺术也有好坏之分，那什么才是“好”的艺术？

　　孟昌明：一部艺术史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正史和野史中都不乏伟大的作品。同样，各种各样的原因之下流传下来的作品也有高低之分，艺术品好与坏的定位既有画家明确的个人因素，也有社会审美一统性的误导，一个优秀的艺术家是多么难以被世俗社会在一个同样的时间轨道上加以认识和接纳！在我看来，一个好的作品发自艺术家真诚的感情，同时在形式语言上要具备鲜明的个人风格。同样，对自己艺术的捍卫和坚持也是艺术家的天责。

　　新金融：你的题跋很有特色，似乎与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审美形式有很大差别？

　　孟昌明：在这么多年艺术的学习和创作实践中，我对中国画的传统语言形式有了自己的看法，对题跋、笔墨语言及形式本身都有一些个人的观点，也许这些因素构成了我和传统元素有差异的原因。在现代绘画艺术中的题跋，已经不仅仅是绘画的一个演绎、题解。它本身应该是绘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否则就没有意义。马蒂斯曾经说过，绘画中绝没有可有可无的东西，不是有利的就是有害的。因此，题跋同样取决于艺术家的内在修养和智慧。

　　新金融：你曾坦言中国画目前的整体素质和前人相差甚远，这是什么原因？

　　孟昌明：随着社会变化，我们生活中某些软性的、温情的、有机的元素不断为机器文明的科技逻辑硬件所诱导、所损毁，物欲的贪婪让人们渐渐失缺生命本真的光华，加上物欲、权力等客观的情感的干扰。对一个学问精深博大的研究往往流于一个表象的、肤浅的层面。一个中国画家所具备的某些基本条件，包括意识、见境和技术上都弱前人一筹，这是社会环境的原因，也是个体修为的结果。

　　孟昌明，美籍画家、书法家、艺术评论家，曾经在美国、日本、中国等地举办过七十余次个人画展，作品为世界各地博物馆、学术机构及私人所收藏。出版有《思想与歌谣》、《孟昌明现代水墨》、《孟昌明画选》、《寻求飞翔的本质》、《群星闪烁的法兰西》、《孟昌明书法》、《我毫厘不让》、《我看着你的美丽与忧愁》等学术专著与画册，作品和文章见诸全世界三百余家著名报刊、杂志并多次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