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皮克迪的著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在西方引起了轩然大波。他认为，几乎任何财富累积都是违反道德的。要彻底铲除经济中的这种不平等现象事关公正。要实现公正，就要消除高薪，并通过向富人征税减少其现有财富。

　　而美国明星经济学家曼昆（N. Gregory Mankiw）在2013年夏季的《经济学视角》（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上发表了“为1%最高收入人群辩护”一文（中译见《比较》2013年第6期），同样引起了公共舆论的热议。他在这篇文章中的论敌主要是著名的左派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争议的主题是美国占总人口1%的最高收入人群的财富大体上是否“合法”。仅仅针对美国的收入分配状况，这个话题在事实根据和分析上的繁重程度按说都是有限的，仍然成为专业经济学家的争议主题，说明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课题，经济学家的政治哲学甚至意识形态倾向都难免卷入其中。

　　自1970年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一直在持续增加，高收入阶层尤其是位于顶层的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速度远高于平均水平。斯蒂格利茨在其2012年出版的著作《不平等的代价》中试图表明，“寻租行为是富人阶层收入剧增的主要推动力”。对此，曼昆不以为然。曼昆指出，“斯蒂格利茨的论述过多依靠宣道和轶闻，缺乏系统性的证据。没有充分的理由让人确信，富人阶层在当今的寻租活动比在1970年代更加猖獗，而那个时期的1%最高收入人群所占的份额要（比现在）低得多。”

　　曼昆明确表示，他更信服的研究结论是，“侧重技能的技术变革趋势导致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这种力量造成高技能和低技能员工的收入差距扩大，从而使不平等程度恶化”。也就是说，收入不平等的普遍变化趋势是由于技术和教育两者的相互作用所致，“更大的可能是，技术变革让少数有良好教养和特殊天赋的人获得了巨星级别的收入”。进而，这种收入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并没有损害经济效率，因此不能以经济效率的理由实施干预收入分配的公共政策。

　　曼昆不支持政府通过累进税和转移支付来直接干预收入分配的结果，假如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并非政治腐败和寻租，而是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趋势，那么政府致力于收入分配的结果平等的政策措施就必然损害经济效率。

　　曼昆承认，“寻租行为的确是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一种驱动力”，可是，“正确的政策措施则是将其斩草除根”。即使针对主要由寻租导致的收入差距恶化，累进税这样的措施无助于解决更基本的效率缺乏问题，而更正确的政策导向是减少各类寻租行为的制度和政策空间。比如，假如某个行业的国内企业通过进口配额制度，以国内消费者的福利损失为代价来发财致富，那么正确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取消进口配额制度，而不是修订税法。

　　我们暂且搁置曼昆在其文章后半部分论及的收入再分配及其哲学基础的议题，深入收入不平等的事实及其成因。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至少从1990年代初开始至今，收入分配上的贫富差距几乎在所有地方都不断加剧，1%最富有的群体所占据的国民财富的比例在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增长，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人类历史的长期视野来看，或许这种跨度才几十年的现象并非罕见，就如同1950年至1970年间在多数国家发生的相反的趋势一样。可是，贫富分化的加剧远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由于关系到社会公正，这个事实必然成为公共舆论在经济学、伦理学和社会哲学等方面的焦点话题。

　　众所周知，人们获取收入以维持和改善生活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经济的方式”，即通过劳动在市场上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另一种是“政治的手段”，即直接或间接地借助政治权力强制性地将他人的劳动所得转移到自己的口袋里。

　　我基本赞同曼昆的立场，当最富有群体的财富主要通过“政治的手段”来获取的时候，既损害了经济效率，又破坏了社会公正，因此对于源于寻租和腐败的贫富分化现象，必须在制度和政策上采取釜底抽薪的措施，而不是累进税和转移支付。可是，站在公共选择理论的立场上，这种政策立场往往是不切实际的，必须承认，即便在法治基础上的当代民主政体中，最富有群体的财富的一部分的确是“合法腐败”的果实。现在我们考察的是，美国40年来收入差距加剧趋势的实情究竟如何。

　　曼昆在文章中引用的最新数据来自斯坦福大学教授Emmanuel Saez的研究，更新到2010年。根据该教授发表于2012年的研究，美国1%最富有群体在1975年占全部国民收入的8%， 2012年之前这个份额已经超过了20%；在2009年至2012年间，1%最高收入群体的真实收入竟然增长了31.4%；如今10%的最富有群体掌握着全部收入的50.5%。

　　可是，曼昆没有关注和深思的事实是，收入统计上的中等阶层和下层贫困群体的真实收入变化状况如何呢？Saez教授告诉我们，在2009-2012年间，另外99%的群体真实收入仅仅增长了0.4%，还不够补偿他们在2007-2009年间高达11.6%的收入损失幅度。在1979年至2007年的近30年间，收入统计上的中间60%群体收入增长了不到40%，而同时期货币贬值了186%。以真实收入计算，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比30年前明显缩水。也就是说，在收入增长的阶梯上，中下层收入群体并没有攀升，而是下滑了。

　　按照经济学原理，假如像曼昆所相信的那样，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趋势，最富有群体的财富增长源于技术和教育因素导致的生产率增长，那么2009年-2012年间1%群体真实收入增长31.4%，而同时99%群体仅仅增长0.4%，是难以解释的，而且单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可能导致中下层收入群体的真实收入下滑。显然我们应该质疑的是，超级富豪们是由于过人的良好教养和特殊天赋而获得了巨星级别的收入吗，曼昆教授?

　　曼昆教授是一个平实而理性的人，我不太相信是意识形态上的辩护立场限制了他的视野和结论的合理性。在中国的公共空间里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分子，他们的标志就是不依据事实和真理选择立场，而是依据立场来判断或曲解事实和真理。依据这种逻辑，凡是批评中国时政的人，就必然支持美国，甚至已经被“美帝”所收买；凡是唱响中国的人就必然唱衰美国。因此一切理性讨论都是徒劳。

　　尽管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远比美国严重，中国富豪通过腐败和寻租而发家的比重更远比美国富豪高得多，可是，我坚定地认为，曼昆教授对美国1%高收入群体的辩护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我倾向于相信，他的盲目是智识上的，而非意识形态上的。也或许，我过于轻信了。“侧重技能的技术变革趋势”的确对整体上的收入不平等加速趋势有所推动，不过未必与顶层1%的富豪们有太大的关联。乔布斯代表不了这1%，这个群体的主流人群未必是“高技能员工”。

　　事实上，美国部分民众占领华尔街的运动远没有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般荒唐，即便他们的动机更多源于非理性的情感，可是这种情绪背后的直觉却未必是错误的。我的看法是，自1970年代初以来逐渐波及全球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恶化趋势的主要根源在于，国际金本位制彻底终结之后金融业相对于实体经济的疯狂增长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通过刺激性的货币政策与银行家们达成的事实上的合谋。失去了金本位制的纪律约束，货币政策和金融业的亲缘关系导致了最大规模的“合法腐败”，而给这种“合法腐败”披上合法外衣的主要理论依据就是主张刺激性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凯恩斯主义。

　　曼昆在文章中提到，美国最顶层1%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在二战后经历了一个明显的U型变化趋势： 1950年至1970年间呈下降趋势，而从1970年至今呈上升趋势。众所周知，将黄金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在1971年正式终结的。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的其他经济因素也可能呈现出类似的U型变化趋势，可是，货币本位制变化的影响是更根本性的。曼昆在文章中曾经提及“一个极其重要却又非常棘手的领域是金融业”，却荒唐地把“某个高频交易员对重要信息的反应速度比对手快”当作“寻租”的例子，却只字不提美联储以系统性风险为名义对那些“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巨头的慷慨救助，而他的经济学视野的限制又让他对刺激性货币政策的收入分配后果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