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和启动了全面深化改革，各界企盼多年的改革“顶层设计”蓝图已定。“改革60条”最大程度地凝聚了改革共识，决策层也在多个场合宣示推进改革的政治决心，并以“整风”之力为深化改革保驾护航。

　　此前各种延误乃至软抵抗改革深化的说辞，如思想观念分歧、利益调整难度、各地情况有别，都不能再成为堂而皇之的理由。接下来的要务，便是不折不扣地落实既定的全面深化改革路线图。

　　这一系统工程，除了要在关键节点上突破外，必须系统化推进——新一轮改革，就是一场全领域的总动员。

　　实现发展必须要向深化改革要动力，困难自然会有，但困难正是改革的对象，也正是改革的意义所在。改革红利将会释放，谁来分享红利，更是改革的根本性命题。

　　值此全国两会召开之际，《财经国家周刊》将一些具体领域和地方作为观察窗口，以监测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出台后的实施推进情况，形成这一系列报告，供各界参考。

　　地方债解法

　　据国家审计署数据，截至2013年6月，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担保和救助责任的债务共30.27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债务达17.89万亿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测算，城投债偿债高峰为2017-2019年，且2018年达峰值。2014年三季度，城投债和信托融资将迎来首个叠加的兑付高峰。

　　为此，《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曾赴安徽、河南、湖北、天津等地调研地方债解法，见各地均刀枪齐上，一边解存量一边防增量。综其解法无外四类：一是贷款展期；二是在“土地财政”下提升地价；三是将手中资产证券化；四是改革所有制吸纳各路资本。

　　“地方只能穷尽其招。”河南省一位官员说，中央“埋单”无外乎宽松货币政策。

　　手法“升级”

　　“地方收入80%以上源于土地”，但三四线城市的土地却在急速掉价，因而，贷款展期和提升土地出让收入成当务之急，前述官员说。

　　记者在天津、安徽等地获悉，国开行均对当地即将到期的政府贷款作了展期，一边打包整合商业银行贷款，换以等额的国开行中长期贷款，一边将自己原有贷款直接延期。

　　“这是为大规模债务开正门、堵后路，使其相对透明，避免后遗症。”汇丰银行亚洲区董事总经理屈宏斌认为。

　　安徽蚌埠一位官员透露，早先各地还组团去重庆学习“地票”模式。

　　地票，就是将农村建设用地转成耕地，再在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将农村宅基地等复垦和验收后形成地票指标，允许企业买卖指标并换取等量城市用地。

　　“耕地总量不变，商品房价格却翻番涨。”前述蚌埠官员说。废弃的远郊地票可拿到主城区“兑现”，面积增减挂钩，城市用地紧缺自然迎刃而解。

　　安徽铜陵市市长侯淅珉告诉记者，他考察回来后创新出优于地票的新模式，糅进产业融资概念。目前，铜陵正以村为单位建合作社，将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打包为信托财产，融入民资后依托产业公司来种粮和深加工。土地经营权则打包为企业财产入股该公司。

　　“这样能避免地票对中央政策的依赖。”侯淅珉说，不同于各地农地流转时由政府赔付，他的方式“能让资金转起来”。另外，土地经营权一旦成为信托收益凭证，农民每年能获得租金和项目分红双份收入。信托凭证也可在规定时间后抵押、转卖。

　　据悉，上述计划已备案证监会。

　　资产证券化解困？

　　铜陵市的另一招，是在民生工程上加快资产证券化。

　　目前，铜陵的保障房一律按市场价出租，政府以“租补分离”实现稳定现金流，5年后可按市场价出售且证券化。而负责建设的平台公司，最终甚至能一并“卖掉”。该市还在筹备一家水务投资公司，预期将市政管网和污水处理的收费权、租赁权等以10年期打包，给予企业特许经营权以引入民资。

　　而记者发现，不少地区的类似尝试都卡在证监会。

　　目前，除重庆等个别城市引入保险资金，以资产证券化避免新债务外，大部分城市即便引入各类资金也多为债权计划，止步于传统信贷模式，最终仍靠政府信用埋单。

　　当然，对资产证券化也有不少质疑声。

　　德勤银行业联席领导合伙人张秉贤指出，银行参与证券化，是希望将平台贷打包为债券卖出，债务兑现仍靠平台实力和地方财力。此外，财政预算是否纳入该产品，未来是否持续收益等均需考虑。“现在只面向同业市场，开放给普通投资人，各种制度都亟待完善”。

　　在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欧阳辉看来，资产证券化并不能真正解困。

　　目前，全球普遍采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MBS，以抵押贷款产生的本息现金流发行证券，由政府或金融机构担保。但调研中，大部分地区却尝试另一种资产支撑证券化产品ABS，将项目未来收益作为抵押发行固定收益率债券，利润高评估时间短，且附加条件少于MBS。

　　“美国次贷危机就源于ABS。”欧阳辉曾在雷曼兄弟供职多年，深谙其中之道。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也持类似观点，认为采用ABS更难量化，信息不对称更易导致风险。

　　国开行一位分行高管透露，地方官员金融知识较匮乏，得知ABS赚钱快就趋之若鹜，各地效仿跟风，但若宏观经济持续疲软，ABS风险就会增大。

　　长远之计

　　在屈宏斌看来，地方债最严重问题是短贷长用、期限错配。“中国处在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却始终缺乏一个提供长期融资的工具。” 因而，以项目债、市政债等方式引入险资、社保基金和民资等，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被视作长远之计。

　　据悉，温州市域铁路S1线的建设就让温州政府“很省力”，早在2013年初就提前完成了首期15亿元的资金募集，首开国内轨道交通民间募资先河——除市政府控股50%外，S1线剩余股本鼓励民资进入，年收益6%。

　　“收益有6%-8%，民资就会参与，但这需要政府下大决心让利。”浙江省金融办副主任包纯田说。

　　国开行旗下国开金融正尝试城镇综合运营商概念，与地方政府和民资形成合资机构，让政府举债逐步减少并获得分红。截至2013年底，已有几十个城镇化项目因此受益。

　　“但是，民生领域属典型的市场失灵，利润回报和社会效应相距甚远。”屈宏斌坦言，中国短期内尚不能对民资主导抱太大幻想。

　　国开行安徽分行行长宋伟农也认为，对地方平台不能“一刀切”，省级平台资源调控力强且大部分资质尚好，应该强化省级平台而加强管控地市及以下平台。对于民资，则适度引入，避免一窝蜂等造成新的风险。记者 聂欧

　　延迟退休“慢步走”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这项已经在学界和舆论中讨论多年的改革意向，第一次正式写进中央文件。

　　近日一位接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并参与政策研究的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延迟退休年龄目前仍处在调研阶段，相关政策还没有定论。人社部当前的主要工作是设计多种方案，并对不同方案进行测算、调研、比对。相对于舆论的热议，政策的出台与实施将是一个“慢步走”的过程。

　　这位人士说，人社部养老保险司负责有关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全面工作，包括组织调研与方案制定等。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全面负责研究工作，并着重研究延迟退休对养老金的影响；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则侧重研究此项改革可能对就业、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

　　除部属研究机构外，多家独立学术单位及国外的研究机构也在参与设计此项改革方案。据部分媒体报道，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人社部委托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四家机构的研究团队，牵头进行中国养老体系改革的顶层设计，其中便包括延迟退休的内容。

　　以上这些机构的调研结论与政策建议，将对延迟退休政策的出台产生重要影响，也将是观察和预判这项改革举措的重要途径。

　　分群体调研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发现，截至目前，多家主流机构的研究结果在以下问题上达成一致：延迟退休应分步走，先从退休年龄最低的群体开始，例如先推迟女性退休年龄，再逐步扩展到各类群体；在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前，应先规范提前退休的现象。

　　根据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在《决定》公开后的表态，可以发现在官方意见中，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也要分步骤实施。胡晓义表示延迟退休可能会考虑从现在规定的退休年龄最低的群体开始。

　　虽然学界和政府已达成部分共识，但延迟退休却一直饱受舆论争议。人民网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做的调查显示，超9成网友反对延迟退休。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于2013年9月对25311人进行的一项题为“你对延迟退休持什么态度”的调查显示，94.5%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反对延迟退休，仅3.2%的受访者表示支持，2.3%的受访者表示中立或未表明态度。

　　有分析人士指出，那些在职工资高于养老金并即将退休的人群，还是愿意推迟退休年龄的；对推迟退休年龄持反对意见的，则主要集中于在职工资低于养老金的人群，以及希望退休后做兼职、拿双份收入的人群身上。

　　前述接近人社部的人士说，为了解不同群体的想法和利益诉求，人社部展开了针对不同群体和社会阶层的调研、访谈，收集整理各方意见，从而广泛全面地听取不同群体对“延迟退休年龄”的看法。收集上来的信息，既进行基于大量数据的精算，也同时做个案分析。

　　“比如延迟一个月、两个月或其他延迟方案，对养老金、劳动力分别会产生什么影响，每一项方案都要进行测算。”这位人士说，“这是复杂、漫长的工作，目前这些工作都在进展之中。”

　　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最终方案不会对所有人“一刀切”。政策对不同的群体将会产生不一样的影响，还会针对特殊群体出台相应的妥善安排。

　　初设时间表

　　在1月24日人社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延迟退休政策至少要从适应人口预期寿命增长的需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三个方面进行考虑。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人社部课题组于2013年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供了一份有关中国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政策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说，2012年中国劳动力资源总量首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2011年劳动力供给减少了345万。

　　胡晓义在去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一信号预示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要结束了。

　　前述报告预测，未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减少，将以2020年为一个节点，在2020年前，劳动年龄人口降幅相对较缓，之后便会进入一个劳动年龄人口加速收缩的阶段。按年龄段测算，2020年中国16-59岁人口数量预计为9.0亿人，而到2035年左右，16-64岁人口预计仍可保有8.9亿人。这意味着，如果逐步推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到65岁，即将“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上限从目前的59岁提高到64岁，则保有同等规模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时间可延迟15年。

　　鉴于以上原因，人社部对延迟退休政策推行的时间，以及延迟方案，已有初步的设计：有可能在“十二五”后期出台政策，“十三五”期间作相关准备工作，并在2020年左右开始正式实施，此后采取“小步慢跑、逐步推进”的方式，在2035年左右或更晚一些时间，将男女劳动者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提高到65岁。

　　金维刚表示，未来改革方案将以比较稳妥的形式出台，不会一出政策马上就实施。“这将是个缓慢的过程。”记者 刘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