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下午，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举行了《中国金融改革论坛》，巴曙松、汪涛和朱海斌三位经济学家共同讨论了“中国经济运行与金融改革走势预测”这一主题。

　　朱海斌认为，从2007年以后，中国的经济一直处于结构性下滑的中长期的趋势，从短期来看—或者未来二三年来看，目前尚没有看到经济趋势性下滑已经见底的苗头。

　　“我们倾向于认为，中国未来经济的走势基本上是一个L形，是无数个小L形，阶梯式下行的过程，可能需要到改革真正发挥效应的时候，才可以看到底部回稳甚至出现回升。”朱海斌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经济变化导致全球治理真空

　　朱海斌的观点是，2007、2008年以后，全球经济也进入了新常态，而全球经济新常态有几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全球的经济增长率在金融危机之后远远低于危机之前，反映到最近几年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2008、2009年全球经济进行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2009、2010年有一个比较短期的反弹，2010、2011年之后是持续的弱复苏走势。而从全球的经济增长速度来看，远远没有回到经济危机发生之前。

　　第二，全球劳动生产力下行的现象非常明显，在中国、在发达的经济体，像美国、欧洲、日本，都有类似情况。加上人口老龄化等社会因素，造成的后果是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率都在下行。

　　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大家普遍认为美国的潜在增长率是2.5%-3%，欧元区潜在增长率在危机之前也被认为是2.5%。但目前来看，欧美远远低于危机之前，其中美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普遍被认为是1.5%左右，而欧洲、日本目前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都在0-1%之间。“这个是大环境的情况，比起危机之前，发达国家的潜在增长率下滑。”朱海斌表示。

　　至于发展中国家，俄罗斯、巴西、南非去年都是负增长。经济增长全球态势放缓。

　　第三是跟中国直接相关、和亚洲市场相关的。全球的贸易增速下行非常明显，过去连续五年，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低于全球的经济增长速度，而在金融危机之前，全球的贸易速度明显高于全球的增长速度。

　　去年，全球出口是两位数的下降，中国是个位数的下降—在全球的份额是上升的。以前各国都在推广贸易全球化，但在贸易下降的情况下，目前贸易全球化的步伐开始停滞，甚至开始倒退。

　　第四，在2007年以后，全球的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都处于非常长期和非常激进的货币宽松中，造成的由流动性驱动的资产价格的上升。但2018、2019年可能会出现一个全球流动性的拐点。如果进入调整阶段，可能对实体经济也会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第五，全球的治理真空开始出现，美国独大的全球治理格局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三大动力

　　整体来看，全球经济环境对中国中长期的调整并不是那么有利，将给国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更大的压力。

　　未来可见的两三年之内，是一个经济逐步慢慢探底的过程，需要在改革的具体成果显现以后，才有可能出现一个底部回稳，也有可能像上一轮一样，出现经济增速重新增长的情况。

　　短期经济下行的理由也很简单，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三去一降一补”，重点是“三去”，“去”都是经济方面做减法。改革就是两个部分，一个方面做减法，把经济中相对无效、过剩的部分去掉，把“肿瘤”去掉；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创新一部分，形成一些新的竞争点，即改革中的加法。

　　短期的减法对于经济的影响会更大，而加法、新的经济成长需要时间，需要一个慢慢培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短期经济处于一个结构性下行的曲线中。—如果我们只做减法，中国经济增长率稳在6%、7%的难度很大。

　　通过改革，有哪些领域能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回头看上两轮经济周期，有几个方面。

　　一个是新型城镇化，这一轮城镇化不再是城镇地区的土地改革，对应的是农村地区的土地改革，并支持户籍改革；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样目前已经在城里工作、但是没有拿到城市户籍的2亿农民，会增加消费的需求，以及消费需求产生的投资类的需求。这是中国未来5-10年应该重点推进的领域，这也可能是与上一轮城市的房改、工业化相当的一个增长引擎。

　　第二个动力，可能会来自于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以“中国制造2025”为例，这方面，目前深圳毫无疑问走在全国的前列，像北京、深圳、杭州都是以新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经济的增长来看，劳动生产率是最关键的因素，只要实现技术的创新和升级，某些方面有些领域可以实现弯道超车，有些是后发优势可以结合起来做。

　　第三，是新的消费形式。如果通过结构性改革，能够在这些方面有比较大的突破，以及在对应的核心领域—土地改革和国企改革能够实现突破的话，中国经济会在未来两三年在慢慢探底之后，会达到一个从底部回升的中长期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