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燕子矶畔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燕子矶地势险要，常有人在那里跳崖自杀。后来，陶行知写了一块“想一想、死不得”的木板放在那里。从此，那里跳崖的人明显减少了。如今，高校不时有个别学子不堪压力而走向极端，谁来给他们树立一面生命思考的警示牌？

　　教育成了“训练”的代名词

　　“个体以错误的方式应对生活中的遭遇和困境，是生命受困的一种表现。”浙江传媒学院生命学与生命教育研究所所长何仁富认为，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诸多悲剧，不能就事论事，应该系统、深入地反省我们的教育体系。

　　多位学者认为，虽然个体采取极端行为的原因很多，但与教育不无关系。北京师范大学生命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肖川认为，在“应试教育”的今天，教育有时成了“训练”的代名词，成为塑造“单向度的人”的工艺流程。

　　针对学生面对挫折、压力选择的极端行为，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副院长刘慧表示，可以采取两种方式干预。一种是从心理健康角度进行自杀干预；另一种是进行生命教育，引导学生认识生命及成长过程中的喜怒哀乐，积极主动活出精彩人生。刘慧说，“生命教育不是万能的，但起码能够让个体采取极端行动前想一想。”

　　亟须建立国家课程体系标准

　　20世纪中期以来，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逐渐产生疏离感。自杀、他杀、残害异类生命的现象不断发生。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开始倡导和实践生命教育思想。

　　肖川说，“当时生命教育是作为应对吸毒、自杀、他杀等危害生命现象的对策出现的。”随着生命教育在全球被逐渐推广和认同，不同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生命教育，如死亡教育、寒冷教育、孤独教育等。

　　20世纪90年代后期，生命教育被介绍到中国大陆地区，并迅速发展。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颁布后，生命教育成为落实、加强与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切入点和新的生长点，其发展进入了一个“小高潮”。2008年，汶川地震后，生命教育的发展再度进入一个高潮期。

　　肖川说，“中国大陆有20多所高校、几千所中小学开设了生命教育课程。”由于各学校基本处于各自探索阶段，因此，亟须建立生命教育国家课程体系标准；生命教育教材的编写、课程资源的积累、师资队伍的培训都需进一步规范。

　　生命教育实施是系统工程

　　生命教育如何参与、体现和渗透到教育教学实践中？如何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凸显生命价值？多位学者主张，将生命教育理念融入和渗透到学科教学和社团活动中。

　　何仁富表示，“建构起以生命教育为核心理念的思想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新模式，可以拓展出生命教育的新空间。”这将是未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主导和必然趋势。

　　生命教育是一种综合性的教育活动，其实施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学校、家庭、社会的共同参与。刘慧和何仁富均认为，生命教育不是阶段性的，不是哪些人群、哪一个阶段的问题，而应是“全民终身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