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由心生，反之也化育人心。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跨越近万年历史，音乐都始终是人才人格健全的填充剂和个人的精神养料，可谓凡音之起，人心顺，居民乐，社会安定也。因此，我们必须在时代飞速前进的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中，更加注重音乐对国人心灵与精神的陶冶之用，以乐教“美化”国人心灵栖息之地。

　　一年一度的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已然结束，展演者、观赏者对美的回味却无穷无尽。这种审美不是单纯对本次展演活动的体验，而是接续着中国几千年的乐教传统。

　　每年的艺术展演，音乐几乎流溢在每一个瞬间。《荀子·乐论》有言：“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音乐可谓是人情抒发所必不可少的元素，蕴含节律的声音能够抚慰心灵、增添喜悦。因此，赏听音乐、哼唱高歌都应属人之常情，是人性的基本要求。

　　也正因为如此，音乐有着其他品类无法比拟的灵魂穿透力，它可以直抵人之心灵，引导人类真切地体验生命的深意，从而促进人类自我精神的觉悟与人格的完善。音乐这种天然的教化功能，自古至今、无问东西，从未改变。

　　在科技手段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音乐产品变得极大丰富，人们随时随地都能接触到音乐，音乐已经成为伴随人们成长的基本因素。可以说，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音乐了。这使得“乐教”的作用变得愈发重要，探询其在中西方的传统也更具有价值。

　　乐教之能逐渐凋零

　　英国音乐人类学家约翰·布莱金曾提出音乐学的生物学观察。他认为音乐才能可以通过基因遗传。而同时，布莱金也认为如果音乐不能联系自我和他人以及体内感情，那么就不会具有社会活动能力。

　　孔子则以“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指出音乐有变化气质、移风易俗的作用。再从《乐记》上所言“致乐以治心”到近现代音乐教育家曾志斋的“音乐者，信之声，法之音，充于天地，实情的化身，生的具体也”，都充分肯定了音乐能够触动心灵，提高内心修养。

　　注意到音乐这些附加作用的美国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曾有《贝多芬儿童法令》，规定每一名新生婴儿都必须获赠莫扎特与贝多芬的音乐唱片，并且要求州内每一间托儿所都必须播放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以便进一步为儿童营造能提升智商的环境。

　　在关注乐教综合功能这一点上，中西方有着共同的态度。然而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发展，不论是中国音乐还是西方音乐都呈现出更加明显的专业化、学科化趋势，更加强调技巧而非审美。两个文明都面临音乐与文化割裂感逐渐增强的问题，音乐的功利性愈发明显。

　　在中国千亿级别的艺考培训市场中，音乐在2016年已成为最大的细分市场，占比近30%，考级和艺考大军逐年攀升，艺术培训整个大类呈现出功利化、片面化的发展问题，有综合性育人之能的乐教到了近现代渐现凋零。

　　美国国家教育科学院在对1999—2000学年度与2009—2010学年度的艺术教育进行对比研究时，对5万本科毕业生做过一项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什么知识最有用？”回答的结果颇为耐人寻味。毕业1—5年的学生大多选择“基本技能”，毕业6—10年的回答则是“基本原理”，毕业11—15年给出的结论是“人际关系”，而毕业16年以上的则提出：“艺术最有用”。

　　这种态势并不乐观。因此，我们更需探求传统，为乐教寻找一条可供参考借鉴的综合性审美育人的发展道路。

　　中西方的乐教传统

　　对于西方乐教，《撒母耳记》中提到，牧羊童大卫弹琴可使扫罗王舒畅平静，从而赶走降临到后者身上的恶魔。所以，西方早就对于音乐对个人性情、心态的教化能力有所认知。撒母耳时期是希伯来音乐的黄金时代，此时作为先知学校里训练中的核心，音乐第一次开始系统性发展。古希腊的先贤们认为，“凡与追求真和美有关的活动都伴有音乐或者说都少不了音乐”。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了“以体操锻炼身体，以音乐陶冶心灵”的观点。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教育已有“自由七艺”之说，即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现代西方大学的文科设置都受到了“自由七艺”的影响。

　　而中国自古也有“六艺”之说，即礼、乐、射、御、书、数。《周礼·保氏》中提到，“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由此可见，早在公元前11世纪中期的周朝时期，中华民族已经认识到了音乐的重要性，在周朝官学中开始要求贵族子弟学习“六乐”。

　　中国传统乐教，是一门集社会性礼乐教育在内的综合性艺术教育。所谓“乐者，德之华也”，在中华传统概念中，音乐是道德的声音，它既有抒发情感的作用，又能够潜移默化地给人以教化，培养人的品德。

　　推崇仁爱的孔子在谈到人的养成教育时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是因为音乐之美能够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使“仁”成为内在情感的自觉要求，而不是外在的强制规定。从这个角度来说，“乐”比“礼”的教育更为基本、更为重要。通过音乐的熏陶、教化，不断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形成与情感体验的协调统一，这样才算是达到人生修养的最后完成。

　　明代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在《训蒙教约》里讲过，“以歌诗为涵养之方，学中每日轮班歌诗”。明代另一思想家吕新吾后来在《社学要略》中也提到歌诗的问题，他讲的是，“每日遇童子倦怠之时，歌诗一章，择浅近能感发者令歌之。今师其意，以读有益风化之古诗列入功课……皆有合于古人诗言志，律和声之旨，即可通于外国学堂唱歌作乐，和性忘劳之用”。这就把每日歌诗这一活动定位为“涵养之方”，把它的功用立足在德育之上，为“和性忘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