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24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桂林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桂林雁山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南方史前考古暨桂林父子岩遗址发掘学术研讨会”在桂林召开。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30 多家科研院所、高校及省市考古文博单位的专家学者90 余人参会。

　　新发现、新成果促进南方史前考古研究的开展

　　华南地区史前考古在中国乃至东南亚史前考古学研究中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十几年来，随着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的开展和一系列重要成果的取得，华南地区的史前文化面貌逐渐清晰。目前仅广西全区已发现的旧石器、新石器遗址600 余处。以甑皮岩遗址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为契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南考古工作队与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广西考古所等单位合作开展拉网式考古调查，发现了100 余处史前遗址，重点发掘了大岩和父子岩遗址，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桂林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表示，“以广西甑皮岩、大岩、父子岩遗址为代表的桂林史前文化，对于探索华南地区的史前文化及其与长江流域、东南亚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广西文化厅副巡视员、文物局副局长谢日万在致辞中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傅宪国研究员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一些学者长期坚持不辞劳苦的开创性科研工作，帮助广西培训了一批史前考古研究人才，带动了一支中青年骨干研究团队，推动了全区的史前文化研究保护工作。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考古处副处长王铮肯定了桂林地区史前考古工作理念符合国家文物局倡导的大遗址考古工作的要求。发掘方案充分考虑到遗址今后的保护与展示的问题，将其积极纳入到甑皮岩大遗址“一址多点”保护展示体系，以最小面积发掘、最大信息提取、最多遗存保留为基本理念，为遗址今后的保护展示提供了科学依据。

　　南方史前考古研究正在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南方史前考古的新发现以及南方史前考古的重要性成为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会议采取大会主题报告和分组讨论相结合。十个大会主题报告既有对于南方考古区域性的宏观的理论思考，也有具体遗址新材料的分享和区域专题的深入研究。材料丰富、内容精彩、观点新颖、颇具启发性。

　　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韦军对桂林史前文化的构建进行了梳理，重点介绍了大岩、父子岩遗址的发掘收获。大岩遗址是华南地区一处重要的史前洞穴遗址，文化遗存从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末期，大量层位关系清楚的陶、石、骨、蚌器的发现及文化分期的建立，确立了桂林地区史前文化最基本的发展演化序列；父子岩遗址是近年华南地区史前考古的新发现，是岭南发现面积大、保存完好、地层堆积厚、文化内涵丰富、文化面貌清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掘确认洞穴、岩厦、坡地、台地等多种文化堆积类型并存，遗存面积约10000 平方米，初步判定遗址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商周时期，填补了桂林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阶段的历史空白。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从宏观的视角，对华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特殊性及其成因等问题进行阐释。从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与复杂性来看，南方不逊于乃至大于北方。因此应充分认识华南旧石器时代考古在现代人起源、扩散与交流融合、族群的形成，特定区域性人类演化文化发展和对特定环境适应，人类演化与文化发展多样性、复杂性及区域不平衡性，对东亚-东南亚石器技术与欧亚大陆西部的明显差异做对比研究等方面具有的提供资料和案例的重要性。尤其对陶器起源、竹木器起源、骨角器起源、稻作农业起源等重大考古问题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高星建议，华南旧石器未来的研究应打破学科与时段的壁垒，将史前考古及相关的年代学和环境研究纳入同一个研究体系，加强交叉、互动与协作；突破石器研究的局限，拓展研究材料与学术问题，如竹木器-骨角器的寻找和研究，居址、资源与空间利用分析等。就石器研究本身而言，打破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壁垒，突破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的界限，由对石器的类型、形态与技术研究主轴转向石器功能及其反映的先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视角与维度。花更大的功夫和气力追踪现代人群起源与扩散、融合的过程，并在陶器起源，农业起源的过程、多样性和动因等问题研究上推动国家级课题的设立和多地区、多学科的协作与攻关，以大项目带动研究的突破、队伍的建设和学科的发展。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伟民的报告从“南岭中心带”的独特视角对新石器文化进行考察。他认为，从中国南方的视角来看，西起云贵高原东缘、东至武夷山脉，围绕以南岭为中心的周边，孕育了南方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近年，包括大岩、甑皮岩、玉蟾岩、清塘及仙人洞等一系列遗址的发现提供的考古学证据表明，“南岭中心带”既是陶器的发生地，或许也是水稻的起源地。但是，这里的自然环境不可能催生出真正的稻作农业，新石器时代中期稻作农业的出现应该在更北一些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即便如此，“南岭中心带”的作用和地位同样不可小视，如果说大岩—仙人洞一类遗存是甑皮岩四期、上山、彭头山、顶狮山诸考古学文化的前身，则意味着新石器时代早期南岭地区不仅发生过一次重大的文化浪潮，同时也拉开了围绕“南岭中心带”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直至秦汉长达万年之久的文化变革的序幕，使我们看到了高庙文化复杂纹饰的白陶、汤家岗—大溪文化彩陶向珠江三角洲的传播，以及以湘江流域中上游为通道的赣鄱地区史前文化在石峡遗址的生根开花。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文明化进程中，南岭南北文化整合的趋势得到进一步加强，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樊城堆文化相继进入岭南，进而形成独具特色而又大致相似的区域性文化，为后来商周时期百越文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以印纹陶为代表的相当于夏商周时期的南方，多次承受了中原文化浪潮的洗礼，加速了其华夏化的进程。当然，这个进程直到秦汉帝国时期才最终完成。

　　北京大学教授赵辉点评说，“以往我们多是从中原看中国，在长达万年的文明进程中，南岭一直扮演着连接东西、南北文化交流的轴的作用，南岭中心带是一个全新的视角。”

　　此外，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谢光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付永旭、广州市考古研究院朱海仁分别介绍了广西隆安娅怀洞遗址、贵州建安新区牛坡洞遗址、广州增城墨依山遗址的最新发掘成果。

　　会议的分组讨论议题涉及的范围广泛，涵盖遗址发掘方法如何细化、贝丘和洞穴遗址的关系、南中国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与变迁、不同区域史前文化时代标准的把握及与中原和长江流域的对应、洞穴遗址的保护和应对、如何进一步开展多学科研究等等。学者们各抒已见、相互启发，研讨热烈深入。

　　南方史前考古的研究、重要遗址的保护尚需加大力度

　　南方史前考古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目前的成果多是零星的，仍有不少学术上的缺环和空白。陈星灿认为，目前南方部分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基本框架仍未建立，区域考古学文化间的关系仍不清晰，中国南方史前文化与东南亚、南太平洋地区史前文化关系的研究仍是短板。徐光冀先生在大会总结中呼吁多开展课题性的主动发掘，以课题带动研究的深入。“十三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将以“考古中国”为平台，支持实施一系列重大课题，如农业起源与传播、区域文明化进程等，南方各省区应抓住机遇，以重大课题为统领，组织学术力量，加强区域合作，精心策划实施。

　　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实地考察了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大岩、父子岩发掘现场，观摩了遗址出土标本。专家们认为，大岩、父子岩的发掘成果，丰富了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文化内涵。同时，以甑皮岩遗址为中心，以父子岩遗址、大岩遗址这一东一西两个点为支撑，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一园多点”的建设思路框架由此显现，并带动对桂林史前遗址的整体保护。充分阐释了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小见大、一园多点、以点带面”的发展模式。

　　专家们建议，应进一步加强对华南史前考古工作的开展和研究的力度，目前应及时对甑皮岩遗址环境进行监测，加大对甑皮岩、大岩、父子岩遗址的投入和保护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