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学生去野外打石器，租车去石料场，路上学生问出租车司机：您觉得考古工作怎么样。司机很直率，说道：不咋地，没啥意义！的确，去野外捡到或是挖到几块破石头片子，或者如我们做实验打得“石（尸）横遍野”，然后再写几篇除了自己，别人很少能够读懂的文章，有啥意义呢？

　　意义的诞生很少取决于人或东西或事情本身，更多取决于他或她或它所存在的背景关联（context），有时也称之为情境。陈胜吴广的造反正是时候，“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夫登高，响着云集，强秦就被反掉了。当然，这个过程中陈吴的才能也很重要，不过贾谊的《过秦论》中早已说过，比他们强的人太多了。还有一个东西，也许比这个重要，那就是意义的创造，“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吴把他们的起义上升到了一个真正有意义的高度！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那个时候红军几乎被逼到了绝境，但是红军没有像土匪一样只是为了苟活，始终有一种救国救民的抱负。于是，长征只是一场苦难的磨炼，反而成就了这支队伍。

　　也就是说，意义来自创造、背景关联、以及本体。有了这个框架，我们再回头来看考古，它的本体就是发现与研究古代实物遗存。这就是一项工作，需要有人去做，如此而已；从事这项工作，挣钱养家糊口，或是挣上一点名誉地位，实际上其他工作也都是如此。有意义？没有意义？不做这个，就得做那个，总之得从事一项工作，总之都是一辈子。就像人都有生老病死一样，谁也逃避不了。但是，不同人的人生意义差别太大了，有的人是国贼，遗臭万年；有的人是国宝，流芳千古。人生尚且如此，人所从事的工作如考古就更不能出乎其外了。本体就如同生命存在一般（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在此基础上才可能产生意义。然后，看它处在什么样的背景关联或情境中，又是如何创造意义的。

　　考古学所在之处正是科学、社会与人文交织的地方，它的长处就在于追根溯源——探索根本与追溯源头。考古是研究人的，所以它所追溯的也就是人的东西。这第一个本源性的东西就是人本身：人是怎么来的？除了生物学意义上人还有文化意义上的人。就这一点而言，考古学家与哲学家应该有许多共同语言。因为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是人的特征，然后我们才可以去追溯。理解人本身对所有人都是极其有意义的问题。行走世间一辈子，人与其他动物有什么区别呢？人之存在有何意义？意义是从来如此，还是不同时代各有不同，最早的意义是如何诞生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理解自己来自何方。

　　19世纪之前，西方人相信是上帝创造了人，世界其他地方也都差不多，人的由来基本都是根据宗教或神话传说。也就是人是神（不管这个神叫做什么）创造的，这也是宗教或神话的基本前提，承认了它，其他的说教、规定也都顺理成章了。如果没有考古学的贡献，我们如今可能还沉浸在宗教或神话的迷雾中，还可能被那些虚妄的信条所束缚。当然，宗教的东西也不都是虚妄的，它提供的道德体系与社会认同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时，考古学与其他科学分支一道揭示出人是自然演化而来的，人类思想领域由此掀起了一场革命。如今当考古学家埋首发掘或是器物研究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还有如此重要的贡献，忘记了我们也曾研究如此重要的问题。

　　正因为我们追根溯源，我们会探索那些与当代社会问题密切相关的根本问题。当代社会一个让全人类犯难的问题就是战争，每年、几乎每天这个世界都在发生流血的战争。许多学者在研究战争问题时，都会追溯既往，如人本来就是凶杀者（达特语），似乎好战嗜血是人的本性——战争的合理性由此而自然化了。新近的学者又提出人性之中都有善良的天使，人越来越善良（平克语）。史前战争带来的伤亡比例远大于近现代的战争，因为他们的人口基数太小了。观点差异如此之大，究其根本就是，我们还不知道人类早期究竟有多么严重的冲突。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我们其实很少发现与战争相关的直接证据，很难确定人口的死亡是由于战争所致。部分考古学者夸张性的语言被其他学科的学者借用，成为某种理论的基石，然后进入大众的知识视野中。

　　另一个大问题是不平等的起源，当代社会总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挣扎，过分平均之后，人们做事就没了劲头；而让某些人先富起来，又容易导致社会严重的不平等，更糟糕的是，社会阶层固化。按照哲学家的构想，“原始社会”应该是高度平均主义的社会，没有阶级，所有的东西都是见者有份。然而，我们在人类的近亲黑猩猩社会中并没有看到类似的社会，而是有等级，充满竞争的。而民族志中又的确记载了一些平均主义社会。应该说，平均主义并不是人类的本性，而是人类社会在某个阶段或者说某种情形下的适应，假定人类史前社会都是平均主义社会是不靠谱的。对于我们研究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者来说，我们既需要关注社会不平等的起源，也需要关注平均主义社会的起源。理解前者还稍稍简单一点，毕竟我们还可以依赖生物进化论，按照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的说法，人不过是基因载体，而它总是选择能够有效承载的个体，也就是强者，竞争的机制简单、残酷。而平均主义社会需要很大程度上抑制人类生物学上冲动，尤其是个体的利益，以实现群体利益的最大化。而这些正是历史上各种社会思想的出发点。

　　更让人觉得不可捉摸的是人类社会组织，当代都市社会极其复杂，数千万人不事稼穑，却不愁吃穿；在战场上，面临生死考虑，人居然不敢或是不想逃亡；数以亿计的人们认同同一族属或是同一国家；而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大家合作共事……。当然，人类社会组织不只有成功，同样有许多失败。中国传统农业王朝很少能够超过三百年，最后都会崩溃，然后重组，三百年几乎是不可逾越的极限。而追溯人类社会组织的演化，我们会经常遇到类似的“神奇”数字，比如狩猎采集群体通常就是25个人，能够维持亲密关系也就是五七个人，能够维持基本熟悉的大约150人，这些也构成了当代社会组织划分的基础，如一个连，一个部门（更大了就要增设次级机构了）。有关人类社会组织，我们还有诸如母系、父系、军事酋邦等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这些认识构成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但是它们的存在能否得到考古学研究的证明呢？

　　当代社会最森严的组织某过于国家，最坚固的莫过于宗教，还有介于其间的民族，当代社会的纷争无不与之纠结在一起。考古学也许无法提供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案，但是通过追根溯源，我们可以知道国家或曰文明是怎么生根发芽的，宗教的根源是什么，民族的本质是什么。有理解才会有宽容，有宽容才有和平与和谐。而考古能够为真正的理解提供扎实的事实基础，尽管我们知道事实也可能会被曲解，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理解。

　　回到当下，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国家、民族的复兴最终还是要体现在文化上来，因为文化才是隽永的，才是可以泽被后世的，才是可以流芳千古的。中国文化的载体远不止那几部典籍，而应该包括我们所有的物质遗存，一道由砖石砌就的万里长城就是镌刻在中国人心头的项链，时时会提醒我们是谁。当前，中国文化、中国人、中国文明以及与世界的关系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四大问题。这些问题无疑都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曾经的丝绸之路启迪了当代的一带一路，这是一个宏观的国家发展战略，不跟对手在家门口玩，跳到外线去，格局也就打开了。

　　许多时候，考古研究自然不会涉及到这些宏大的问题。在一个发掘工地上，通常遇到如何跟地主谈赔偿，如何调配民工，如何保护某个遗存……，很琐碎，很棘手。在一项研究中，往往探讨的是某个很小的问题，某个东西是什么时候，是怎么做出来的，如此等等。我们也像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样，每一步虽然微不足道，但是走下来了就是伟大的事业。当我们专注于那些具体的小问题的时候，不要忘了，考古也是伟大事业的一个部分。

　　也许跟出租车司机应该这么说：如果只盯着一步，任何东西都没有意义，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一样。他认为考古学没啥意义是因为他了解的考古学太少也太小，没有把它放在广阔的背景关联中来考虑。就像广告语一样，考古学“不是一个人在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