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承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所谓“普遍奴隶制”之余绪，与希腊罗马的古典的古代形成对照的亚细亚的古代曾经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中扮演了某种暧昧的角色，但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主义内涵并非只具有历史化石的作用。

　　承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所谓“普遍奴隶制”之余绪，与希腊罗马的古典的古代形成对照的亚细亚的古代曾经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中扮演了某种暧昧的角色，但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主义内涵并非只具有历史化石的作用。例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就曾经夫子自道其工作乃是对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延长”，并分别用《尚书》中的“器惟求新，人惟求新”和“器惟求新，人惟求旧”，把古典的古代和亚细亚的古代刻画为古代社会的两种并行的进化路径——“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是革命的路线；而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是维新的路线。”的确，在《资本论》的准备稿中得到集中表述的社会发展三形态为容纳、调和社会发展各阶段与形态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提供了富有张力的概念空间。

　　无独有偶的是，我们竟然也能够从作为20世纪中叶蔚为大观的现代化理论及其自我反省之产物的多元现代性理论中辨认出上述“延长”的异域回响，只不过时间和空间都已经发生了转换，而其概念内涵也早已今非昔比。从这种反省中所浮现出的文化现代性和规范现代性的视野，去透视从中国近代的中西体用之争到晚近新一轮的古今中西之争，哲学在文化与政治的二元性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同于古典的古代，哲学处于与政治的某种直接对立的关系中，犹如“巨人之战”背影下真理与意见之抽象对峙；也与近代西方的情形不同，哲学与作为文化中最有力量的科学相互竞争，争夺空间，从中衍生各种调和哲学与神学、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双重真理论。不同于亚细亚的古代，“哲学”具有牢笼万有的“作之君，作之师”的地位；也与近世中国主流论述不同，仍然试图仰仗中国哲学中最为精髓的体用模式解决古今中西之争。哲学现在所要“争夺”的不再是一个“论域”的空间，就好像它有一个其他学门不能染指的独特“论域”，而是一个“概念空间”，这种“空间”尤其出现在各“论域”交叉重叠处，其作用即使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也是具有弥漫渗透和贯通之功效的；哲学现在不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仲裁者”，而是一个居间的“调停者”，不再是一个即将一劳永逸地提出“仲裁”的外在观察者，而更像是一个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概念框架的内在参与者；更为关键的是，在追问其他领域的正当性标准的同时，它必须——如果不是事先——给出自身的正当性辩护；只不过在文化间的语境中，这一点似乎尤为显豁甚至“自明”，但也唯因在这种语境中，最为重要的就既不是“见树不见林”的“格义”，也不是“会当凌绝顶”的“判教”，更不是用“区分敌友”来“劫持”政治之内涵，而仍然是在“哲学突破”两千多年后哲人们依然孜孜以求的“内在超越”，也就是要在“后形而上学”的视野中把轴心时代第一次区分开来的无限与有限、无条件者与有条件者、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在承认它们之间概念区别之重要性的基础上，重新把它们统一起来。

　　在“内在超越”的视角论及“应然的权威具有多大的合理性？”这个问题时，哈贝马斯如是说：“‘道德视角’应当从世界内部对这个视角加以重建，把它纳入我们主体间共有的世界范围当中，而又不失去与整个世界保持距离的可能性以及全方位观察世界的普遍性。”而将近两百年前，黑格尔在谈到辩证法的“内在批判”时曾经说：“真正的拒绝必须是穿透了对方的力量，并且在他有实力的基础上与之遭遇；赢得胜利的途径并不是在某个别处向他进攻，在他不存在的地方把他打败。”至今看去，后面这句话既像是对我们仍然面临的真实处境的逼真写照，更像是对我们措置这种处境的智慧警示。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