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被我们时代的政治哲学家称作政治哲学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的问题。不管这种说法的用意何在，也不管它遭到怎样的使用，它在相当程度上确实是古典希腊时代的真实写照。通过柏拉图的如椽巨笔，以苏格拉底之死而被戏剧性地问题化的哲学家与城邦之间的关系，就被抽象成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自我流亡16年，抵达新大陆8年之后，被誉为极具哲学天赋、但却毫无政治天分的汉娜·阿伦特给她终身的导师和朋友雅斯贝尔斯写信：“什么都没有改变。有时候我想知道，是向德国人逐渐灌输政治意识更加困难，还是向美国人传达哪怕是最肤浅的哲学知识更为困难。”正如她所称颂的海德格尔思想中席卷的风暴并非起源于20世纪，而是来自于遥远的过去一样，对“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感同身受的阿伦特这句话的问题意识，也远远地越出了所谓德国问题的语境，而同样可以追溯到古典希腊时代。

　　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被我们时代的政治哲学家称作政治哲学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的问题。不管这种说法的用意何在，也不管它遭到怎样的使用，它在相当程度上确实是古典希腊时代的真实写照。通过柏拉图的如椽巨笔，以苏格拉底之死而被戏剧性地问题化的哲学家与城邦之间的关系，就被抽象成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沉思与行动的对立所支撑起来的哲学框架是多维立体的，然而，哲学与政治之对立的整个文化背景却大致是一元均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学家把古典古代的世界称作异教世界。

　　如果说城邦的崩溃是古代世界最大的精神动荡，那么基督教的兴起则直接导致了古典古代之文化一元性的终结；从“城邦之外非神即兽”到“教会之外别无拯救”，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二元区分是对于这种对立的最好也是最终的表述。到了这个阶段，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其实已经让位于哲学与文化的关系，只不过这里的文化之核心层面乃是一种与古代循环论截然不同的线性的和末世论的时间和历史观念。而随着与基督教精神一脉相承的近代科学的兴起，随着科学日益成为近代文化的一种最具构成性和形塑性的力量，广义上的哲学与文化之关系的具体内涵就落实为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也只有到了这一步，才真正坐实了施特劳斯所谓“科学与历史，当代世界的两大动力，在联手摧毁政治哲学这门学问上取得了成功”。

　　按照现代性的出生记，由进步观念护法的与古代世界的断裂本身就是正当性的一种标记。但是在早期现代性向晚期现代性的过渡中，现代性本身的弊端亦逐渐暴露，其动力则日趋衰竭，如罗伯特·皮平所言：“19世纪晚期的现代性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能力再生产它自身，也没有能力使它本身具备正当性。”这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危机，或者说是一种自我解释上的危机，而如果像皮平那样认为现代性的问题并不完全是一个文化的、社会的或政治的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那么这种危机的实质也就是在理解哲学与文化、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上出现的危机。与之同时，这种危机也出现在后发现代性的国家和地区，只不过在后者这里，所谓文化的内涵除了在原发现代性内部固有的科学的维度，更增加了传统和本土的维度。或者说，文化危机在这里乃具有双重的含义，而走出危机的尝试似乎就更有了“毕其功于一役”的难以承受之重。

　　在作为现代性之发祥地的近代西欧诸国中，德意志乃是一个后发国家，但比较巧合且深具范型意义的是，在政治和经济上属于欧洲落后国度的德国在哲学上却扮演着第一提琴手的角色，并一直享有文化之邦的令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德国问题成了史家眼中“整个近代史上最难解、最纠结和最全局性的问题”，近代德国也就成了我们观察哲学、政治与文化之复杂关系的最好场域。而用另一位史家弗兰茨·斯特恩的话来说：“非政治的德国既是德国偏离西方及其持续的政治失败的原因，同时也是其结果。”然而，在经历魏玛共和倾覆、纳粹帝国败亡、东西德的分裂和重新统一之后，德意志的国家建设却逐渐走在了理性、节制和健康的道路上。在经历了与形形色色的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特别是所谓“决断论”和“机缘论”之毕生奋争之后，哈贝马斯用宪法爱国主义来总结从波恩共和国到柏林共和国的经验，他最终把现代性规范内涵之锚泊定在它的政治维度上，并着重强调了与政治物相关的文化和以政治的方式做成的文化之间的区分。如果说在德意志传统的文化政治论述中，看上去是静态的“与政治物相关的文化”中的“政治物”和“文化”都是受到轻视和贬低的，那么“以政治的方式做成的文化”则试图用一种形成政治文化的动态机制克服文化与政治之间固有的分离和对立，从而以这种方式超越和扬弃了贯穿魏玛前后的权力与文化之争、文明与文化之争、“好的德国”与“坏的德国”之争，提供了一条走出非政治的文化，从文化政治走向政治文化的路径。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