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生态改革、执政党制度的改革,这六大改革每一项都和执政党、政府自身有关。以经济改革为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投资体制改革,这些经济领域的改革,好改的早改过了,剩下难改的都和政府有关,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这些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比如“十三五”期间,有关的政府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国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土地户籍制度改革、城镇化等,都将是重点领域。而法治政府建设中普遍实行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以及“政府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清单”等制度,则有可能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对重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有效规范政府行为方面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政府;权力;中国;深化改革;习近平;法治;体制改革;互联网;国家治理;制度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行政改革、电子政务以及非营利组织,主要著作有《界定政府边界》《公共治理与公共权力研究》《改革没有回头箭》等
内容提要:习近平治国理念中蕴含着宏大的治国使命,这种治国使命可以高度概括为“五个重塑、重建或重构”:即重塑中共的执政形象、重建中国的官场生态、重构中国的秩序、重构中国的价值体系、重构中国的发展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首要重大战略举措。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成败决定中国未来的命运这一时代命题,似乎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
关 键 词: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习近平;治国使命;四个全面
改革发展新阶段对国家治理的挑战
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在上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目前中国形势的判断,基本可以归纳为两句话: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如果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第一次改革的话,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可以称之为第二次改革。可以说,在《决定》中提出的60项重大改革任务,几乎都是建立在对这一改革发展新阶段的判断基础之上的。这个新阶段有三个显著的标志:改革开放的整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有增无减。
第一,改革开放的整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当前的改革开放整体格局,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中国改革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人们对改革的认知度和共识度在大大下降。现在很多人反对改革。这种反对改革的声音,既包括社会公众,也包括社会精英甚至政府官员,改革的阻力正在加大。在目前环境下,凝聚、重构改革的共识,比当年发动改革更难。二是中国的“双转”(社会转型和体制转型)在快速推进,但也积聚了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维稳成本很高。三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但是中国的形象不断被西方国家所误解误读。误解误读背后既有深刻的政治原因,更有复杂的经济利益。在目前的环境下,更多的是大国之间的经济利益博弈。我们能不能保住过去35年的改革开放成果,发现新的机遇,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美国重返亚洲以后,国际环境越趋复杂,我们能不能有新的思维、新的战略,直接关乎中国的未来。
第二,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尽头。直接表现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同时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低成本出口战略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难以为继;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资源和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稳定的大局难以为继。以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为例。过去的30多年,中国维持9.8%的高增长,但它是“三高换一高”还带“一低”,即资金高投入、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换来35年的9.8%的高增长,还有低效率。我们以大量消耗能源、透支资源、破坏环境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世界上流行一句话: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企业卖专利,一流企业卖标准。这就是说最高端企业是卖标准的企业。而我们很多数企业都是不入流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只赚加工组装的钱,这样很难成为经济强国。偌大的国家,主要在世界产业链的中下端做文章,在高端没有多少话语权,这是成不了强国的。中央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就是要在世界产业链的高端有话语权。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技术和粮食一样,靠别人靠不住,要端自己的饭碗,自立才能自强。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