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紧张”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改变世界”的理论所特有的展示方式，是理论在实现自身的过程中把握了实践的需要，与实践相互作用、相互改造的特殊状态，是理论自我反省、自我超越的内在根据。“内在紧张”的运动关系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生长机制。马克思主义呈现出“内在紧张”的状态，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正面临着理论创新的压力和机遇，克服这种“内在紧张”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现过程。从科学与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历史与逻辑、个人与社会、理论与实践等五大理论“内在紧张”的矛盾关系及其逻辑关联，可以清晰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特质。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内在紧张；科学与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历史与逻辑；个人与社会；理论与实践

　　作者简介：侯惠勤，1949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

　　西方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的解读，有一个特点，即他们大都着眼于其思想的“内在对立”，反复论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析批判中存在的矛盾：既有尊重事实的经济分析，又有为激情所产生的道德批判和抽象推论；既诉诸人的理性和实践活动，又诉诸高于每个人的行动的历史必然性模式；既有合乎理性的人道主义批判，又有沉溺于幻想的浪漫主义虚构等等。他们认为，之所以出现上述矛盾，归结到方法论上，盖源于马克思批判方法中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对立。波普尔把这种对立称之为实证的制度分析和历史决定论的本质主义的对立；阿隆称之为纯粹的经济分析和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对立；海尔布隆纳称之为社会分析和历史“大预言”模式的对立；贝尔则称之为经验性描述和非经验的“纯粹资本主义”图式的对立等。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批判中的这种矛盾状况，不仅影响了他的学说的生命力，而且是造成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的内在原因。① 对于这样一种解读，当然不能赞同，但我们过去往往仅注重其割裂、肢解马克思主义方面，并且简单地拒斥这种对立，而用“完全一致”有意无意地回避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的矛盾关系。这或许是我们常常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抽象化的认识论根源。实际上，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似“对立”、“断裂”的体系特征，就如同大多数西方学者一样，不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活力和不竭动力。

　　一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关系不是逻辑上的混乱和学理上的含糊，而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所固有的一种理论特质，是理论把握现实的逻辑方式，是其面向实践实现理论创新的思想动力，也就是说，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的特色。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具有向实践开放的理论特色时，这意味着什么呢？一个理论能否面对实践，这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理论自身的品格，取决于其把握实践矛盾的能力。理论把握实践矛盾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如同黑格尔，把实践矛盾还原为概念的内在规定性，以概念的自我发展展示历史的内容，以逻辑包容历史。尽管黑格尔预设了历史的终结，让逻辑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回溯”(“反思”)历史，用“向后看”的方式面对已经成为现实因而也是较为单一的历史，但历史还是不可遏制地“溢出”其概念体系并最终导致了黑格尔哲学的解体。另一方式则充分认识到，把握实践矛盾的逻辑必然要求打破其自身的封闭性和圆融性，必须“预留”实践矛盾进入的空间，才能真正实现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同一。这样，从逻辑体系上看，它就意味着不能是黑格尔哲学那样环环相扣、密实严整的概念体系，而必须在环节上有“缝隙”，概念上有“缺位”，叙述上有“跳跃”，为理论和实践的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留下空间。这就是说，面向实践的理论必须为新主题、新范畴、新命题的进入预留空间，这样，它才不是绝对真理体系，而是行动的指南。但是，又正是这种理论体系上的“弹性”，这种看似“断裂”、“对立”的逻辑构造，使其在实践新挑战面前避免外部分裂的命运，而保持其体系上真正的完整性。

　　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种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统一思想体系，它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一以贯之，与其在逻辑体系上对于实践创新成果的包容相辅相成。这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就不同于一般的知识体系的创新，它不需要通过体系外部的“范式转换”(即“推陈出新”、“破旧立新”的方式)，而是表现为体系内部的继承与发展。它实际上是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运用于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对于中国而言，就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把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紧连在一起。因而，这必然是一个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相统一的历史过程。

　　进一步说，面向实践的理论逻辑最为根本的特质还不是逻辑体系上的“弹性”，而是对实践矛盾的有效把握时形成的“内在紧张”。如果我们承认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那么就必须承认理论内在的矛盾关系是推动理论创新的内在机制。但是，理论内在的矛盾关系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现为“内在紧张”关系。只有当实践形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而它又被理论准确地把握的时候，才会出现理论自身的“内在紧张”。“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② 因此，“内在紧张”是理论即将实现自身的状态，是理论不仅面向实践、而且实实在在地把握住了实践的需要，与实践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结果。这就是说，这种理论的“内在紧张”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所特有的。如果理论只面向自身，或者只作为“客观知识”面对世界，或者主观上面向实践而无法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找到改变世界的实践方式，那么类似情况就不会出现。“内在紧张”首先是理论通过实践作用于外部世界时自身所感受到的压力，是其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时产生的同步效应。正因为外部世界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改造，被理论指导的实践活动就必然成为一把“双刃剑”，它在指向外部世界的同时也指向理论自身。可见，“内在紧张”就是“被改造感”，是理论改造外部世界、力图实现自身时被迫打破自身、撕裂自身的主观状态。改造世界的理论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展示自身的生命力，及其和实践不可分割的联系。马克思早在其博士论文中就意识到：“在这种从本质世界到现象世界的过渡里，原子概念中的矛盾显然达到自己的最尖锐的实现。”“哲学体系为实现自己的愿望所鼓舞，同其余方面就进入了紧张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及关门主义被打破了。那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就变成为转向外部的吞噬性的火焰。于是就得出这样的结果：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其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陷，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错误，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错误时，它才消除掉这些错误。”③

　　此外，“内在紧张”还不仅是理论介入实践的一般状态，而且是理论和实践达到了相互改造、相互转化的矛盾状态，因而不仅彰显理论自身的成熟状态，还预示着提出实践课题的历史条件的成熟。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一段发人深思的论述：“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这种对立即使没有私有财产的进一步的运动也能以最初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在古罗马、土耳其等。所以它还不表现为由私有财产本身规定的对立。但是，作为财产之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作为劳动之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这就是发展到矛盾状态的，因而也是有力地促使这种矛盾状态得到解决的私有财产。”④ 毫无疑问，私有财产下的贫富分化古已有之，消除这一分化是千百年来平等要求的基本内容。但这一现象在成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矛盾之前，客观上不具备消灭私有制、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条件，主观上也无法达到对于私有财产本质规定的认识，找不到真正的出路，因而是“无关紧要”的对立。这样看来，“内在紧张”不仅是成熟的客观矛盾对于主观逻辑的一种“压迫”，同时也是思想观念对于客观矛盾的一种理论自觉，是理论倾听实践的呼声、发现实践的要求、在解决矛盾的深层次上提出问题并发现自身不足的焦虑状态。如果把这种状态视为“反常”而加以拒斥，或者用取消矛盾的还原论方式，就会丧失历史的机遇，消解理论的实践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内在紧张”又是理论处于是创新还是倒退的艰难选择状态。

　　二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紧张”主要表现在下述五大关系上：科学与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历史与逻辑、个人与社会、理论与实践。这五大关系首先是理论介入实践、面向实践所形成的，从而表现了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实践本性。马克思主义如果只作为客观知识或人类知识，就不会形成科学与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等的矛盾关系；说这五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不是从直观意义上看，虽然其中个别关系也会被一些理论纳入视野(如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和逻辑”、费尔巴哈的“个体和类”)，但这些关系在其体系内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矛盾关系，因而谈不上“内在紧张”。这五大关系都发源于世俗生活，核心是利益问题，因而打破了理论自满自足、自我圆融的可能性，使得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任何绝对真理体系。历来以启蒙或批判名义登场的社会思潮，总是以绝对真理的面目君临天下，唯有马克思主义蕴含着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内在品格，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理论自身)结合起来，原因就在于打破理论的自我中心，从天上回到地上，认识和尊重客观规律，是改造世界的当然前提。换言之，理论的自我反省、自我超越的动力，只能来自改变世界的实际挑战。马克思在谈到哲学面对需要改造的现存世界，必须倡导一种无情的批判精神时指出：“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⑤ 触动现实的利益格局，必定拷问自身的利益立场，如果不自欺欺人，理论的自我反省就在所难免。上述五大关系表明，正是来自实践的不断挑战，使得马克思主义注定不能成为自我封闭的绝对真理体系。

　　五大关系所涉及的挑战，集中到一点，就是如何开辟通向理想的现实道路问题。意识形态与科学、历史与逻辑的关系，看似个“知真”的问题，其实是为了树立行之信心，因而本质上是“行善”(即以善为追求的实践)问题，而阶级与阶级意识、理论与实践、个人与社会则直接地就是实践关系。因此，历来以科学自居的理论，总是标榜自己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只有马克思主义公然申明自己是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原因就在于在利益分裂的人类社会，回避利益对立的学说，就是回避现实的空洞说教，顶多是善意的谎言，而多半则是屈从现实统治利益的托词，因而不可能真正具有真理性。“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⑥ 架设从理想到现实的桥梁，既不能无视现实利益的分裂，又不能驻足于现实利益的分裂，正确的方法是探索消除利益分裂的实践方式。“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⑦ 但是，排除世俗矛盾使之革命化必须诉诸行动的力量，而个人理性的局限以及世俗利益的狭隘，使得这一诉求变得十分渺茫，思辨式的浪漫主义批判和辩护式的改良主义主张便因此而大行其道。有没有能够引导人类走出世俗利益分裂困境的“现实普遍性领域”，马克思的理论探索得出的原则性结论是，希望“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⑧ 只有通过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形式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才能达到阶级消灭和进入无阶级社会，从根本上消除社会利益的分裂。通过对上述矛盾关系的深入把握，我们就能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理论方向。

　　上述五大关系之所以表现了理论的“内在紧张”，还在于每一关系的两极绝不是天然一致的，相反，它们都存在着固有的对立，是理论内部最容易发生“断裂”、“对立”的关系，因而也是理论最容易发生偏差的环节，使得马克思主义不能有丝毫的自满自足，而必须随时随地地自我反省、自我修正。科学的客观真理性和意识形态的党派倾向性，无产阶级的自在性及其阶级意识的自觉性，历史的丰富多样性和逻辑的单一必然性，个人的历史本体性和社会的现实决定性，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和理论的逻辑普遍性等，都存在着不易跨越的“断裂点”。正因为如此，稍有不慎，我们在理论上就会陷入片面，在实践中造成失误。当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时，很可能会排斥其党性原则，而当我们强调其意识形态性，则又容易失去科学的态度；当我们强调无产阶级的自觉性(组成政党并接受其领导)时，很可能忽视整个阶级的领导作用而脱离其阶级基础，而当我们强调无产阶级的整体作用时，则很可能陷入自发性崇拜；当我们坚信逻辑能够把握历史时，很可能以想象代替活生生的现实，而当我们着眼于鲜活的历史时，又很容易沉迷于感性经验而排除理论的指导；当我们承认个人的历史基础地位和张扬个性时，很容易把社会视为空洞无物的抽象，而当我们强调社会对于个人的决定意义时，又很容易抹杀个人的历史基础地位(请记住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⑨)；当我们强调实践对于理论的决定性作用时，很容易忽视理论的独特优势而陷入经验主义，而当我们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时，又很容易用理论限制实践而陷入理论中心主义；等等。但是，上述关系又不仅是我们在理论上实践上容易失误的陷阱，它同时又是我们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之处，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生长点。马克思恩格斯为实现这些关系的真正统一，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对此加以研究，就能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因此，上述关系又是帮助我们完整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关节点。

　　更为复杂的是，上述关系的统一不可能通过简单的还原来实现，这也是一些片面的极端思潮借以存在的方法论根源。比如，在今天颇为流行的通过“非意识形态化”重建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所谓的“科学还原”或“哲学还原”，其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变为“纯粹的知识”或“纯粹的批判”，使之脱离无产阶级的实践运动而回到“书斋里和书本上”；又比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导致第二国际分裂和解体的大论战，伯恩施坦的主张从方法论上看，实际上就是“经验还原”，即当新情况、新挑战造成了理论和实践的紧张关系时，必须否定理论，服从经验。他的名言是：“社会主义运动并不依赖任何理论”，“运动并不取决于向它提出的理论的命运，意识到了这一点，精神自由就有了保证，只有这种精神自由才允许对各种传统教义进行无拘无束的检验”。⑩ 历史证明，伯恩施坦通过这种“还原”获得的所谓精神自由，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改良主义，他在取消了改变和超越资本主义任务的同时，也消解了理论的实践功能。诸如此类的“还原”，其结果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品格被钝化、实践性品格被扭曲。

　　实际上，上述矛盾关系以一种尖锐的方式，向我们宣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真谛，即解决矛盾的出路不是取消矛盾的对立面，而是促使矛盾对立面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自然科学证实了黑格尔曾经说过的话(在什么地方？)：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11)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最终的“还原”只能是事物本身的矛盾，即对立面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看，终极的“还原”只能是实践还原，即理论把握实践矛盾时形成的相互作用关系，即理论的“内在紧张”。上述五大关系之所以重要，就在于这是我们认识和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终极关系，而无论何种形式的回避或消解，其结果都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