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时中，1978年生，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柄谷行人基于“事前”与“事后”视角之间的“非对称性”立场，通过对康德与马克思思想之亲和性的阐发，论证了作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共产主义”的可能性。柄谷行人立足于“非对称性”立场的“跨越性批判”视角，不仅为突破西方形而上学的“对称性”结构开辟了可能的路径，而且也为反抗“资本—国家—民族”的“圆环”奠定了政治哲学的基础。

　　关 键 词：对称性；非对称性；形而上学；共产主义；跨越性批判

　　标题注释：本文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项目号：NKZXA1102)资助。

　　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柄谷行人(以下简称柄谷)上世纪80年代便以《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声名卓著，他在其中通过对文学现代性之起源的批判来解剖现代性，揭示出现代文学与现代民族构架的共生关系。但是他在20世纪初期写作的《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却被认为是从文学批评转向另一个方向的尝试，即“重铸反抗现时代资本帝国的哲学政治学基础”①。齐泽克就认为，“在异端的理论野心和对另类革命传统(此处指无政府主义)的关注方面，《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或许堪与罗伯特·昂格尔(Roberto Unger)在巴西出版的政治学三部曲比肩”。但齐泽克也指出，柄谷的思想世界更接近于马克思，“因为他身后是德国古典哲学传统”②，实际上主要是康德的传统。本文拟以柄谷的《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为文本依据，首先考察他对康德与马克思之间亲和性的论述，然后基于此立场，考察他为反抗“资本—国家—民族”三位一体的圆环时确立的政治哲学基础。

　　“自我”与“他者”的非对称性：重评康德的“二律背反”

　　在主流的哲学史中，一般认为，从笛卡尔经过康德，一直到胡塞尔的现象学，三者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并共享一个基本的问题结构：康德不过是继承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基本精神，有机融汇了经验论与唯理论，实现了主体哲学意义的哥白尼式革命，胡塞尔则是将笛卡尔主义贯彻到底。但是，柄谷认为，康德与笛卡尔近代以来的哲学传统存在着某种另类的“非对称性”。换言之，康德与笛卡尔、胡塞尔并非共享着同一个“问题式”，因此，决不能简单地在笛卡尔主义的延长线上理解他。

　　具体而言，在柄谷看来，如果说笛卡尔所谓的“我思故我在”命题中出现了三个“我”：一个是作为单独的实体存在的笛卡尔本身，这是一个“经验性的自我”，另一个是怀疑这种“经验性自我”的自我，第三个是“超越论的自我”。但是，这三个“自我”的关系在笛卡尔那里是模糊不清的。而胡塞尔的现象学作为一种超越论的现象学，自觉地置于笛卡尔主义的延长线上，并通过区分“经验性的自我”、“超越论式的予以还原的自我”以及“在超越论层面上被发现的自我”，将笛卡尔没有详细区分的三个“自我”做了清楚的界定。他说：“如果在经验或别的其他方面自然地专注于这世界的自我可以说是对世界‘感兴趣’的自我，那么，现象学地改变了、继续坚持着的态度就存在于自我的分裂中，正是在自我的分裂中，现象学的自我把自己塑造为处于素朴的自然兴趣者之上的‘不感兴趣的旁观者’。因此，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只有借助一种新的反省才可理解的。新的反省作为一种超验的反省同样要求不感兴趣地旁观那种态度——自我唯一仍然保持兴趣的，是去查看、去妥当地描述他所见到的东西。”③但关于“自我”的区分却给胡塞尔带来了深刻的悖论：“世界是由超越论的自我构成的，而试图怀疑一切的我却属于这个世界。”④换言之，在胡塞尔那里，一方面，人类本身是世界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组成部分的人的主观性，又如何能够构成世界，即“将整个世界作为他的意向形成物而构成呢”？⑤

　　胡塞尔试图通过主体间的关系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正如柄谷所言，“这又转化为另一个难关，即通过自我能否构筑起他者的问题”⑥。胡塞尔最终不过将“他我”视为“自我”的“变身”，即通过“自我”与“非自我”的区分来寻找“他者”：“超越论自我在其固有的东西的内部，构成其对自己来说作为他者存在之全体的客观世界，在这个客观世界的最初阶段，构成具有他我形态的他者。”⑦柄谷认为，胡塞尔所构造的“他者”并非真正的“他者”。如果说胡塞尔从康德那里借用了“超越论”这个词，但是他实际上抛弃了康德，回溯到了笛卡尔那里，“他没有认可康德所发现的感性、悟性、理性或者物自体、现象、理念这样一些结构，对他来说，康德的超越论批判显得很不纯。但是，这正说明了康德的超越论批判中包含了‘他者性’”⑧。而柄谷认为，康德所引入的“他者”，正是以“物自体”或者“感性的受动性”而被言说的“他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