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林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国内学界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劳动观是“不成熟”甚至“不科学”的。事实上，《手稿》的“自由自觉劳动”这一提法有其具体的语境，马克思是在分析人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差别时，在相对的意义上、有针对性地讲劳动的“自由自觉”的。他并未抽象地、无条件地谈论或夸大人类劳动的“自由自觉”特性。“自由自觉劳动”不仅仅是马克思当时关于人类劳动的一种理想，它还是一种“曾在人类史前时期真实存在的具体劳动形式”。《手稿》用关于人类劳动的理想来批判私有制社会中人类劳动的现状，谴责其“非正义性”，这并无不妥之处，并不构成“唯心主义”。另外，《手稿》并未对私有制社会的现实劳动进行单纯的道德批判或加以简单否定，而是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科学态度，在批判其“不正义性”的同时，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澄清这些事实，有助于科学评估《手稿》及其劳动观的哲学价值与历史地位，恢复马克思思想史的本来面目。

　　关 键 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劳动观；自由自觉劳动；异化劳动；唯心主义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早期六部主要著作历史地位新探讨”(09YJC720001)的阶段性成果。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劳动观是“不成熟”甚至“不科学”的，带有抽象性与理想化色彩。具体地说，马克思当时所理解的“劳动”(即“自由自觉劳动”)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理想化的、实际并不存在的抽象劳动形式，与现实劳动、具体劳动是截然有别的；他在《手稿》中还用这种抽象的、理想化的“自由自觉劳动”伦理地批判私有制条件下现实的、具体的劳动，对后者进行道德意义上的苛责，这是一种用主观道德标准来责难客观现实的唯心主义思维方式。这种观点以南京大学孙伯鍨、张一兵教授最具代表性。孙伯鍨教授在其代表作《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中明确认为，“由于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基本特征就在于：用真正的人的类本质来和现实的人的存在相对立，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之表现的劳动来和异化劳动相对立。因此在这里，无论是对人或人的劳动的看法，都必然带有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性质”。[1]在《手稿》中，“马克思从抽象的、理想化的劳动出发，批判私有制下的现实的、具体的劳动，得出现实的劳动都是‘异化劳动’的结论。”[2]张一兵教授在《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中进一步认为，在《手稿》中，马克思“以人的社会类本质——理想化的自主性劳动活动为价值悬设，即人类存在应有的本真状态，以此认证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非人性，并提出要扬弃劳动异化，消灭私有制，复归于人的本质之共产主义理想生存状态。这是传统人学中‘应该’与‘是’之间的矛盾之延续，其逻辑批判的内在动因是先验的‘应有’与‘现有’的伦理性对立”。[3]按照他的理解，“相对于古典经济学现实的客观思路，马克思的这种人本主义逻辑——理想化的悬设的劳动类本质恰恰是隐性唯心史观的。马克思不得不为了革命结论而伦理地批判现实”。[4]

　　上述观点在国内学界流行甚广，得到大量研究者的认同或附和。笔者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历史观出发点新探——“抽象人本学出发点”质疑》(《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中，对“‘自由自觉劳动’是抽象、理想化的劳动形式”、“《手稿》用理想化的劳动‘伦理地’批判现实劳动”的说法予以了驳斥，提出了不同看法。近几年来，笔者进一步加强了对《手稿》及其劳动观的学术研究，想就此提出一些新的想法。

　　指责《手稿》劳动观的所谓“抽象化”、“理想化”的论者，往往将矛头指向马克思所说的“自由自觉劳动”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手稿》所推崇和肯定的“自由自觉劳动”是一种道德应然意义上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抽象的、理想化的劳动形式，与现实劳动、具体劳动是截然不同的，[5]青年马克思对这种“理想化的”抽象劳动的推崇、肯定，充分表明了其劳动观的“不成熟性”、“不科学性”。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笔者看来，我们首先需要认真辨析《手稿》“自由自觉劳动”这一提法的具体语境，才能对其形成正确的认识，做出恰当的评价。实际上，通过考察、辨析该提法的语境，可以发现，《手稿》主要是在强调人类有意识的、能动的生产劳动相对于动物无意识生命活动的巨大优越性的意义上讲劳动的这种“自由自觉”特性的。[6]马克思强调人类劳动的“自由自觉”特性，其实意在说明人类及其生命活动即“劳动”(相对于动物及其生命活动)的优越性、能动性，赞扬人类作为一个特殊生物物种所独有的伟大之处。在笔者看来，这并无不妥之处。事实上，人类有意识的、能动的、富有创造力的生命活动(劳动)的确比动物无意识的、本能式的、缺乏能动性和创造力的生命活动“自由”得多、“优越”得多，这绝非夸大其词，而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在马克思那里，人类劳动的“自由自觉”，是相对于动物生命活动的“不自由”、“受局限”、“无意识”而言的。可以说，他是在具体的、相对的意义上、有针对性(针对人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根本区别)地讲劳动的“自由自觉”的。在《手稿》中，马克思从来没有抽象地、笼统地、无条件地谈论或夸大人类劳动的“自由自觉”特性。比如他从未不加分析地断言，劳动在任何特定历史时期(比如私有制社会)、任何特定劳动主体(比如雇佣工人)那里，都必然是“自由自觉”的；相反，作为一个对人类历史有高度认知能力、富有科学精神的思想家，他完全清楚并承认：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比如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必然是不自由的。[7]在他看来，这种不自由的劳动(即异化劳动)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就当时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而言，其存在具有必然性。简而言之，马克思并未将劳动的“自由自觉”特征绝对化，而是在分析人与动物生命活动的差别时，有条件地、在相对的意义上强调劳动的“自由自觉”(如上所述)。在他那里，“自由自觉”并不是超越历史时空的人类劳动的绝对特征。脱离具体语境，将马克思的“自由自觉劳动”这一提法过度诠释，大做文章，说成是一个单纯的“道德概念”，进而将其指认为《手稿》劳动观“不成熟”、“不科学”的所谓“证据”，是笔者不赞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