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市委在组织上海青年垦荒队的时候不仅注意到一般从事农业劳动所需要的体力、年龄等方面，而且主要从初中、高小毕业生中挑选，也即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另外要求队员中有一定数量的党团员，注意配备一定数量的骨干。为了照顾到垦荒队员在江西安家的需要，垦荒队员的男女比例也成为重要的考虑因素，一批女青年因此被吸收进垦荒队。

　　阮清华

　　坐落于江西省南昌市和九江市之间的共青城市，与遥远的上海有着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青年曾经干劲冲天，斗天斗地，在荒无人烟的南北大地上，为国家粮食生产和工业建设付出了艰辛劳动，新建了许多的垦殖农场和生产社，其中最为有名的无疑就是“北大荒”和“共青城”，时至今日，提到知青垦荒史时，仍有“北有北大荒，南有共青城”之称，二者成了当代中国青运史上的双子星座。

　　组织社会青年去开荒

　　历史上，上海与共青城关系密切，时至今日，种种说法依然流行于各类媒体和网络之中，但其中也有许许多多误会和错讹之处。实际上，共青城与上海之关系，可以用“剪不断、理还乱”来形容，共青城既是上海送给今日江西人民的一份厚礼，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形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

　　共青城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是年，新中国大地上各项建设可谓如火如荼，风生水起：即将奠定新中国工业基础的“一五”计划已经进行到第三个年头；农业生产开始逐渐走上合作化道路；国家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粮食成为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一五计划的投资重点是重工业，难以大量吸收社会劳动力，但其时中国大中城市中却存在大量失业工人，而且城市中新的劳动力还在不断增加；同时由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后，农民辛辛苦苦种地，却反而越来越吃不饱肚子，许多农民逃离农村进入城市找工作。一方面是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城市劳动力无法就业，城市粮食供应紧张；另一方面是农村劳动力外逃，粮食产量无法提高。

　　同样，为了解决城市人口就业和粮食产量增加的问题，在赫鲁晓夫的推动下，苏联从1954年开始大规模动员城市青年到苏联的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进行垦荒活动，建立大型国营农场，并在短时期内为苏联增产大量粮食。这一方式给外交上“一边倒”的新中国带来了希望。

　　1955年1月16日《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赫鲁晓夫同志在莫斯科青年志愿垦荒者大会上的讲话》，介绍苏联青年垦荒运动，并认为“赫鲁晓夫的讲话对中国青年也有着极其深远的教育意义”。4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尽可能地增开荒地，以保证农业生产”作为“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之一提出来。同月，共青团中央派代表团到苏联访问，重点了解苏联的垦荒运动，回国后代表团向中共中央汇报了苏联动员城市青年移民垦荒的经验，并提出《关于响应党的号召，组织青年参加开垦荒地的意见》，这个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在随后召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胡耀邦进一步发出号召：“青年团应当积极组织青年去开荒，并且可以采用青年垦荒队的形式，希望各省市党委督促青年团把这个青年团完全可以办的事情办起来。”5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认为“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乃是增加农业生产的根本途径”。毛泽东认为该意见“大体是可取的”，同意下发到全国各地开始组织实施。同时毛发表谈话，指出“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年轻人）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这一口号后来响彻大江南北数十年，成为新中国最后影响力的口号之一。7月5日李富春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作关于“一五计划”的报告时，更是明确将开垦荒地作为全国农业增产的主要手段之一加以强调，要求“一五”期间全国最少新开垦荒地3800万亩。至此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垦荒地成为中共高层的共识。在胡耀邦的亲自物色和安排下，1955年8月30日，首支青年志愿垦荒队——由60名队员组成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离开北京奔赴东北萝北县，拉开了1955年全国性大垦荒运动的序幕。

　　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出发以后，向来不甘人后的上海青年团市委立即于1955年8月31日发出号召，要求上海从1955到1958年的三年时间内动员10万名社会青年到江西、安徽开垦荒地，短期计划是当年第四季度动员2000到4000名社会青年到江西垦荒，作为试点工作以便取得大规模动员垦荒的经验。该号召既是为了响应团中央动员青年垦荒的动议，也是为了贯彻上海市委于1955年7月1日作出的“紧缩上海”的指示。因此动员运动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与协作。

　　为了更好地推动青年垦荒，团市委决定挑选几个积极分子作为“志愿垦荒”带头人。待业在家而有一定文化的青年积极分子陈家楼很自然地成为团市委挑选的带头人。陈家楼因1950年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时学校被炸而辍学，成为一名待业青年。但他在待业期间积极靠近组织，一直是街道积极分子，并被选为上海市民主青年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全国青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9月，上海市召开全市青年代表大会，事先物色好的陈家楼等五人在会上发言，响应团市委号召，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赴江西垦荒生产，由此在全市掀起青年志愿垦荒热潮。一时各种大会小会轮番轰炸，许多青年热血沸腾，纷纷报名参加垦荒队。

　　第一支上海青年垦荒队

　　赴江西

　　团市委虽然有组织10万年轻人垦荒的宏伟计划，但为了取得试点经验，对第一批垦荒队员的挑选特别谨慎。团市委在组织上海青年垦荒队的时候不仅注意到一般从事农业劳动所需要的体力、年龄等方面，而且主要从初中、高小毕业生中挑选，也即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另外要求队员中有一定数量的党团员，注意配备一定数量的骨干。为了照顾到垦荒队员在江西安家的需要，垦荒队员的男女比例也成为重要的考虑因素，一批女青年因此被吸收进垦荒队。经过层层挑选后，团市委从1000余名报名的待业青年、大学生、工人、店员、学徒、护士、郊区农民等中挑选出100名，组成了第一支上海青年志垦荒队。

　　垦荒队组建起来后，团市委开始组织各种培训，学习党和政府文件、了解农业未来发展前途、介绍垦荒地江西情况以及垦荒队的未来发展方向等等；为了让垦荒队能够真正了解农业各项活动，团市委还组织垦荒队到郊区农村参观、实习。同时，团市委号召各界捐款捐物支援垦荒队，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收到各类捐助7万多元。

　　1955年10月18日， 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亲自授给垦荒队一面旗帜：“向困难进军，把荒地变成良田”；另一位副市长宋日昌则亲自护送上海市首批青年垦荒队（实际出发90多人）到江西省德安县八里乡。此前上海团市委已经利用收到的社会各界捐款为垦荒队员在德安县八里乡建造了房屋、购买了耕牛、农具以及其他必需的生活用品，从衣服被褥到厨房用品到从事农业生产所必须需锄头、镰刀等一应具备，“准备得较充分”。

　　为了接待上海垦荒青年，江西省德安县早早成立了安置垦荒临时委员会；9月德安县委还召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安置上海垦荒青年问题，决定帮助上海青年在县城附近、靠近铁路、交通便利的八里乡建立德安县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八里乡当地的合作社和一些老乡更是将准备的房屋打扫干净，水缸里挑满了水，厨房里堆满了柴火，米桶里也都准备了几天的粮食，床上铺上了稻草，几乎做到了拎包入住的程度。垦荒队员到达德安八里乡的当天，德安县委就帮助他们成立了建社筹委会，并帮助制定好生产、工作计划，订出近期和中长期远景规划，预计明年就可实现人均200元的分红。第一批垦荒队驻地很快还修建了公共浴室、厕所、图书馆，并开始组织文娱活动，这些都是江西农村第一次见到的新鲜事物，也是当地农民第一次领略大城市青年的现代与时髦。同时一部分缺少棉衣、棉被的队员也都得到了相应救济。垦荒队甚至还在短时期内筹建了小银行（社内信贷部），着手解决那些急需现金者的需要。

　　作为典型试点的上海第一批青年垦荒队得到了上海市和江西省双方的高度重视，安置条件也相对比较优越。同年11月7日到达江西省的第二批青年垦荒队45名队员，由上海团市委和上海水上区联合组织，被安插到德安县大板乡的两个合作社。由于房屋和基本生产生活资料都没有准备好，这些队员不得不暂时借住当地农民家，其待遇显然与首批队员不可同日而语。

　　上海移民到江西进行垦荒工作应该说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亲自护送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赴江西；11月29日团中央书记胡耀邦亲赴江西德安县八里乡看望上海青年垦荒队，并为该队创办的生产合作社命名为“共青社”，等于给该社提供了免死金牌。1956年2月下旬，江西省委、省人委组织视察团，会同上海市委、市人委组织的慰问团一起对试点安置上海垦荒群众的六个县进行了为期半月之久的视察和慰问，共青社再次成为慰问和视察的重点地区。上海市在试点开始之前，就提前预算给每位垦荒青年（种地6-8亩）提供180元的生产和生活补贴，给每位带家属的其他劳动力（种地14亩）补助240元，并给每位家属补贴85元，其补贴范围包括了从开荒的耕牛到一般农具以及家庭日常生活的所有必需品。由于首批垦荒队出发前已经收到7万多元的捐款，实际上花在首批垦荒队员身上的经费也远远多于平均数，人均差不多花掉500元。江西方面则预计做好移民到当地后的一切生产、生活准备，但实际也只有德安县八里乡做到了事无巨细、一一准备到位。

　　1956年1月，试点工作结束， 从上海移往江西的垦荒人员4712户、7498个劳动力，连同家属共计12961人。其中作为宣传动员主力的青年队员实际只有1091户，1763人，占整个试点户数和人数的23%和14%；其他则主要是失业人员、流动摊贩和“过剩”三轮车工人等。在试点人员中有作为骨干的党员28名，团员340名，其中来自青年垦荒队的党员和团员人数分别为22名和211名，占了骨干中的绝大多数。这些试点对象被安置在江西省五个专区的六个县内，除少数单独办社者外，其他大部分被分别插入当地原有合作社内，从事农业生产，开始了他们从城市居民到农民的身份转化。

　　1956年2月底开始，上海发动了大规模的动员城市人口到江西垦荒运动，到4月底，全市遣送到江西的“志愿垦荒”群众为4332户，连同家属共计20162人。连同试点期间的12961人，上海在半年多时间内共计输送33000余人到江西从事农业生产。不过这只完成了1955年提出的动员30万上海人到江西垦荒的宏伟计划的十分之一。虽然动员城市青年垦荒是此次大规模移民垦荒运动中宣传的主要对象，但在3万余上海垦荒群众中，青年只有1700余人，只占垦荒群众总数的5%多点；除了共青社以外，上海垦荒青年还成立了中国青年社、上海青年社和八一社等几个合作社，另外部分青年还被分散安插到江西当地已经成立的农业合作社中。

　　理想遭遇现实

　　上海青年本来是响应团中央号召，到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去大有作为，要“向困难进军，将荒地变成良田”。但是他们也是怀揣着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像苏联青年那样操作现代化的机械来从事大规模的现代农业生产的梦想而来。然而美好理想很快就遭遇冰冷现实：垦荒的地区大多是山区或者丘陵，“出前门，见前山；出后门，见后山，要想农业现代化，除非机器长翅膀。”更大的困难还在后头，由于上海青年劳动力不强，而开荒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并不好，国家规定垦荒补贴最多9个月，后来延长到一年，但是大多数垦荒青年在一年内的劳动收入无法维持自身生存。首批青年垦荒队到达德安当晚，德安县委在帮助他们制定生产计划的时候，预计1956年即可有人均200元的分红。然而，在1956年统计的共青社54个单身劳动力中，全年收入200元以上的只有3人，150元以上的20人，100元以上的17人，50元以上的13人，50元以下的还有3人。即使是单身劳力，大多数人也很难依靠自身的农业收入维持生存；那些拖家带口的垦群当然就更困难了。

　　但是，“共青社”是一块金字招牌，不管是江西省，还是上海市，为了维持和扩大共青社都倾注了大量精力和财力。为了解决上海垦荒青年农业生产技术缺乏、体力较差等困难，1956年上海团市委和德安县委将共青社与当地7个合作社合并，建立一个400多户的大型高级社，实际上是借助当地农民的力量来共同建设共青社。并社的同时将一些分散插社而收入过低无法维持生活的上海青年也调到共青社，并将有初中文化程度和有专门技术的青年知识分子大部分提拔为干部，再从上海运送一批先进生产工具到共青社。

　　1957年江西省委将共青社与中国青年社、上海青年社和八一社合并，全部搬迁到德安县与星子县交界的鄱阳湖畔，建立新的共青社。在建立新社的同时，从江苏、湖北、安徽等省招收了大批农民入社，建立新的垦荒据点，在此基础上，于1958年3月成立国营德安共青综合垦殖场，成为了旱涝保收的国营农场。但垦殖场当年遭遇洪灾袭击，颗粒无收。为了共度灾荒，德安县委再次决定将当地六个农业社并入垦殖场，建立国营与集体两种所有制共存的共青综合垦殖场，依靠政府投入与当地农民的支持共建垦荒农场。

　　几经搬迁后，当年的垦荒青年大部分因为工作调动、上学或回上海而离开了江西；而首批上海青年垦荒的德安县八里乡据点也早被抛弃。虽然留场的青年垦荒队员已经寥寥无几，但“共青社”这块牌子被保留下来并且搬了新家。1978年，共青社代表到北京汇报工作，胡耀邦再次提笔给已经名不副实的共青社题写新名字“共青垦殖场”。1984年，时隔30年后，留在垦殖场的上海老垦荒队员已经只剩下17人，胡耀邦来到江西共青垦殖场为之题写新名“共青城”，这就是今天的共青城市。实际上，从1956年以后，上海青年在共青社中的比例就逐渐减少，实际支撑起“共青”这块金字招牌的已经是当地农民和招收的外来移民。■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周知秋编辑，工作邮箱：zhouzq@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