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全国两会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凝聚起全党全国上下的共识。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治国理政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成为统一全党共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思想武器。“四个全面”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

　　新的征程已经开启，为帮助全市党员干部深刻把握“四个全面”的科学内涵，本期《理论周刊》特别策划邀请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对“四个全面”进行深度解读，系统梳理“四个全面”的内在逻辑、深刻意涵及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后，中国改革的未来战略蓝图日渐清晰，改革的理论表述和路径选择正在逐步从充满“改革激情”的老生常谈，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面对发展现实的操作化、具体化的“务实改革”转变，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新常态”的轮廓正在逐步显现。未来改革的走向和步伐“确定性”增强，改革与发展预期正在形成高度共识。

　　精彩观点

　　■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最大亮点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理论创新和价值创新。社会公众之所以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信心提升，一个重要来源是对新阶段改革与发展的理论表述和制度实践的信心。

　　■以“新常态”为核心概念的“新改革观”，不仅是对中国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社会主义现实合理化”的一种理论解释和价值敷陈，而且也是对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涵的丰富和完善。

　　■“四个全面”是一个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对社会主义发展传统、现实和未来进行深入思考和综合分析判断基础上的一个全面的、重大的理论创新。

　　■只要我们坚持“新改革观”的理论指导并在改革实践中认真执行，我们就能给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乃至给人类文明的发展一个“确定性”的未来。

　　社会主义发展与改革的新时期需要新理论

　　十八大以来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创新和发展价值定位，习近平同志把它概括为“新常态”，并通过“四个全面”的论述界定了“新常态”的“中心内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人类文明形态的剧烈变化，特别是面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现实与问题，面对经过60多年建设时期社会主义的发展及经验教训，社会主义在新的发展时期和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紧迫的理论创新任务。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发展理念、发展价值方面，还是在发展方法、发展路径方面，适合于时代语境的、对人类文明进程具有普遍意义的、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本质的理论建构，都会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未来预期”具有重要的标示意义。

　　因此，仔细梳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的系列讲话精神及在这种精神指导下的改革实践，我始终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最大亮点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理论创新和价值创新。社会公众之所以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信心提升，一个重要来源是对新阶段改革与发展的理论表述和制度实践的信心。

　　毋庸置疑，社会主义发展与改革的新时期新阶段需要新理论，而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的改革方略，通过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凝练、提升、细化和具体化，概括起来可以用“三个关键话语”来表达，一是“全面深化改革”；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是“依法治国”。换句话说，这三个关键话语不仅勾画出了未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的基本蓝图和实现路径；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未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基本价值目标。强化了未来社会主义发展与改革的“理论确定性”和“价值确定性”。

　　我认为，对十八大以来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创新和发展价值定位，习近平同志把它概括为“新常态”，并通过“四个全面”的论述界定了“新常态”的“中心内涵”，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一论述既从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发展保障、发展方法四个方面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展理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又把“新常态”的内涵从“经济新常态”，拓展到政治新常态、社会新常态、文化新常态，是一个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对社会主义发展传统、现实和未来进行深入思考和综合分析判断基础上的一个全面的、重大的理论创新；是从价值与制度两个方面对未来改革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总把握。深刻而又全面地体现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基本精神。

　　“四个全面”是对“新常态”的理论和价值界定

　　“四个全面”的论述实现了改革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勾画了改革“新常态”的基本框架，体现了“新改革观”的基本内涵

　　首先，“新常态”这一概念，是在对过去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基础上，面对中国“社会结构性转型”这一“新现实”，所提出的一种“新改革观”，是符合中国发展现实要求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的一次质的理论飞跃和现实超越。

　　不言而喻，基于“新现实”，以“新常态”为核心概念的“新改革观”，不仅是对中国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社会主义现实合理化”的一种理论解释和价值敷陈，而且也是对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涵的丰富和完善，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开放性”特征，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理想蓝图和要实现的终极价值，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社会转型的基本路径和“社会变迁”的方向。

　　无论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价值的角度来看，习近平同志的“四个全面”的论述实现了改革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勾画了改革“新常态”的基本框架，体现了“新改革观”的基本内涵，概括了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指明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既为中国未来的改革提供了思想理论支持，又坚定了人民群众对改革前景的预期和信心。

　　“四个全面”体现了“新改革观”的基本内涵

　　“新常态”这一概念是一个“全面性”概念，它蕴含着系统性改革的“发展框架”，它指涉的改革范围包括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司法、党建、国防、环境等方方面面

　　其次，“新常态”作为“新改革观”的核心概念，具有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全面性、理想性的特点。它既是描述性的，又是规范性的；既表达了对“新现实”的一种理性书写，又蕴含着对“新现实”的一种价值预期。“四个全面”的论述，既是对“新常态”的理论和价值界定，也体现了“新改革观”的基本内涵，从而为未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树立了新的标杆或“理想蓝图”，把改革提升到一个新的“界面”，使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中国梦”，既获得了理论和价值的支持，又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有必要着重指出的是，习近平同志“四个全面”的论述，赋予了“新常态”以新的内涵，使“新改革观”更为清晰准确。这就是说，“新常态”不仅是指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发展动力及经济增速的变化，而且更重要的是指“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社会整体发展的战略目标。换句话说，“新常态”这一概念是一个“全面性”概念，它蕴含着系统性改革的“发展框架”，它指涉的改革范围包括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司法、党建、国防、环境等方方面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一直以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经济改革的“体制性”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新常态”下的经济改革就是要完成经济的“体制性改革”向“技术性改革”的转变，以货币、财政、金融、创新等为技术手段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将成为经济改革、发展、稳定的“新常态”。而这些技术手段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关键不是市场的内部因素，而是建立“有效市场”的外部环境，即制度环境。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制度诱导”不仅决定着个体的人的“人性欲望”向善或向恶的方向发展，也决定着市场机制的有效或无效，决定着社会的高水平稳定性程度。

　　因此，“新常态”的形成，不仅关乎经济问题，或者是一个“纯经济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关乎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关乎建立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政治制度、行政制度和社会管理制度。从国家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及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好的市场生长环境是靠好的政治行政制度保证的。没有良好的政治行政体制、社会管理体制保证，使人民能共享繁荣，经济发展成果就可能毁于一旦。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常态”所表达的是一种全面的、社会整体性的“新常态”，“四个全面”就比较完整地表述了“新常态”的基本内涵和样态。

　　为“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到来做理论准备

　　随着中国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变化，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着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转型，要推进和实现“新常态”，迈入“新阶段”，中国的改革到了必须直面“阶段性社会转型”的时候了

　　最后，“新常态”作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意蕴的社会主义价值陈述，通过“四个全面”的深刻理论敷陈，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新的发展时期的“新改革观”。这种“新改革观”揭示了未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新的价值理念、新的发展状态，新的制度组合，新的发展道路。

　　在历史语境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在第一个30年，基本完成了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过渡，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稳固；第二个30年，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基本解决了物资匮乏和贫困问题，及大地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状态。目前，中国的经济体量位居世界第二，人均GDP大约8000美金，如果一切正常，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肯定超过1万美金，仅就经济指标看，中国步入了中上收入国家的行列，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面临着新的矛盾和问题，社会主义的“改革议题”也必然发生变化，“新现实”需要“新改革观”。

　　中国的这一奇迹般的发展速度和财富的急剧膨胀，不仅出乎我们的预料，而且也出乎一些国际观察家的预料。在世界和平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中华民族传统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创造财富的热情再一次得到现实印证。同时，这一发展奇迹也正在把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面临着“阶段性社会转型”的艰巨任务。这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内，随着中国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变化，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着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转型，要推进和实现“新常态”，迈入“新阶段”，中国的改革到了必须直面“阶段性社会转型”的时候了。换句话说，必须为“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到来做理论准备。

　　如果说过去60年，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我们所面对的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是巩固政权和解决社会的普遍贫困的问题，那么，在我们较好地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物资匮乏问题以后，在当前与未来30年、60年乃至100年的社会主义发展的“中级阶段”，随着我们所面对的矛盾和问题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即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在由“社会的普遍贫困”向普遍要求“社会公正”的方向转变。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逻辑来讲，财富的丰裕和增加，必然会出现“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它指涉到社会制度的性质问题，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内，这一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因此，在当代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下，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中级阶段，让人民群众共享繁荣与发展成果，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实现社会主义“公正的价值”和“公正的制度”，搞一个“公正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是“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显示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越性”，也才能保证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社会秩序稳定和长治久安。

　　“新常态”下的“改革议题”的确定，必须打破“常态化”的人云亦云，必须破除习惯性的“路径依赖”，必须“解放思想”和大胆地进行理论创新，用决心和智慧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平稳地进入“中级发展阶段”，给社会主义一个光明的前景，给人民一个美好的未来。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的系列理论论述，特别是“四个全面”的理论建构，基本上以“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为核心，全面地勾画出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改革维度，形成了一个“新改革观”，只要我们坚持“新改革观”的理论指导并在改革实践中认真执行，我们就能给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乃至给人类文明的发展一个“确定性”的未来。

　　总之，对中国改革形势的研判，改革议题的选择，改革前景的预期，既必须放到历史的大环境、时代的大环境中思考，又必须考虑到中国改革现实的阶段性特征；既必须要有理论和价值高度，又必须用“社会工艺学”的眼光发现问题，有序有效地推进改革一步一步接近我们的既定目标。未来五到十年，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发展上一个新台阶的关键时期，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会进一步增强，相信在“新改革观”的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

　　高层声音>>>

　　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四个全面”的总体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3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对“四个全面”做了明确的说明和界定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克难攻坚，完成了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出坚实步伐，全面深化改革实现良好开局，全面依法治国开启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进展。

　　——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

　　专家解读>>>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李忠杰：

　　“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大思路和大蓝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坚持“四个全面”，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提供了顶层设计和战略导引。

　　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常务副主任、教授刘海涛：

　　“四个全面”体现了习式战略布局新特征，即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目标导向和全面的战略举措。现代社会中不论哪个政党都有自己的“主义”作为发展导向和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又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强化对“主义”的信念。“问题”与“主义”的交互作用，催生了“四个全面”新战略布局。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宇文利：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全面而齐整，表现出整体性、系统性和一致性，具有思想的综合性；坚守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具有思想的正确性；对人民主体地位的笃行，具有价值信念的坚定性；源于中国实践，又还原并指导实践，具有理论应用的指导性。

　　外媒热议>>>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将是今年中国两会的主线。与以往的“中国梦”、新常态等概念相比，“四个全面”设定了中共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和主攻目标，也高度概括了习近平执政后的所作所为，具备了成为习近平“理论标志”的条件。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认为：“四个全面”所包含的思想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期间强调的宏大目标概况地联系起来，即经济和法制改革、严肃党纪，以及民族复兴“中国梦”。

　　《爱尔兰时报》网站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公布“四个全面”理论，以呼吁建设一个更为繁荣的国家，并进行更为深层次的改革。

　　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报道：“四个全面”提出的背景，是中国在取得经济成功后，更加重视治国理政。

　　日本《外交学者》杂志指出：“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推动实现“中国梦”的蓝图，同时也是中国进入发展新阶段后的领导方针，可能会为共产党不断改善治理国家的方式提供足够的契机。

　　美联社报道称：“四个全面”的提出为中国改革设定了清晰的方向，而两会将通过演讲、讨论等方式，为这一战略思想嵌入国家意识提供进一步的机会。“四个全面”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

　　美国《国际财经时报》认为：“四个全面”或将成为习近平给共产党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同时也再次强调了习近平在今后执政过程中的首要任务。

　　本组稿件综合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