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同时它又表现为能够在坚守自身传统的基础上对自己进行批判和反思；还表现在能够对外来的优秀文化进行充分的整合与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我们可以分别从历史经验、时空效能、演化逻辑三个维度来认识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自信的这三个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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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基础：从历史经验来看，若文化自信丧失，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石都将崩塌

　　文化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已经融入我们血脉的、共同的民族思维模式和精神气质。它形塑着人们的思维方法，决定着人们的行为习惯，界定着人们的审美趣味，指引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文化是一种无声的指令，是一种强大的凝聚力量。有了共同的文化，一个民族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存在，一个社会才能够不涣散，一个国家才能够不崩解。一个国家最终要走什么样的道路，遵循什么样的理论，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但归根到底是文化的选择。

　　对于中国这样的现代化启动较晚的后发国家来说，在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时，必然会遇到的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这些国家亟需基于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设计制度、理论和道路；另一方面，在与先发达国家进行文化碰撞时所遭受的践踏欺凌，丧权辱国，又使得这些国家的民众开始对自己的文化极度的不自信。这个矛盾导致了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很多问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反传统思潮。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晚清新政、民主共和的失败尝试，在极度失望之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们把矛头指向了传统文化。由于要矫枉过正，他们对传统文化呈现出了一种情绪化的进攻姿态，但这种情绪宣泄也开启了用激进主义的方法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先例。“文化大革命”的逻辑也与此契合，皆是认为只有彻底摧毁旧文化，才能建设新文化。结果却是 “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反而造成了人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不自信。

　　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对本民族文化的不自信这一问题不解决，任何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和制度尝试都不可能得到民众的真正信服，在实践探索的过程中一旦遇到挫折或外来影响就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动荡。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许多西方的哲学、政治学名著被翻译引进到国内，由于“文革”十年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基本处于偏激和荒芜的状态，这些西方名著的出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造成了巨大的文化震撼。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希望从西方文化中获取灵感，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当时有一部电视片叫《河殇》，其主要观点是：中国以河流、大地为根基的内向式“黄色文明”导致了保守、愚昧和落后；为了生存，中国必须向以海洋为根基的西方“蓝色文明”学习，特别是要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这种观点其实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情绪是一脉相承的，有很强的文化自卑情结在里面，在当时的文化圈里激起了强烈的共鸣，邓小平同志后来所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邓小平同志此时思考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提升民众对国家道路的自信心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要国人全面重拾我们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