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对经典的解读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是社会进步与制度变迁的结果，是思想解放的产物。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承担培养创新型人才、推动政治文明与政治进步，从多维的视角为政府提供合法性的历史使命。

　　关 键 词：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变迁；历史使命

　　作者简介：谢晓娟，辽宁大学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等领域的研究；李文苓，中国人民大学副编审，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编辑部。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05-0074-07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经验总结有助于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演变的规律，完成新时期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的使命。

　　（一）从“静态的经典宣讲”到“鲜活的理论应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变迁

　　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世界观与方法论。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内容体系必定反映最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对马克思主义从教条理解、静态解读到科学理解和重新认识的过程。我们逐渐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态度，并把毛泽东思想和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上，并融合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动社会实践及理论总结，呈现出鲜活的时代性，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容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获得新的丰富内涵。

　　1.关于世界观。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总体看法，它决定和影响着人的人生目的与价值取向。那么，如何理解“世界观”？受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影响，人们认为“自然是脱离人的活动的自然模式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自然”。[1](P178)而人在自然规律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自然规律是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的“独立计划”，“以这样一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必然使马克思所专注的人以自然的物质变换以及‘人类的自然界’不见了，人的自然及其本体论意义被消解了。”[1](P179-180)这样一来，人们一方面忽视了人类作为主体在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所受到的来自客体的制约，“文化大革命”时期盛行一时的“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和做法就是忽视了自然规律的作用。同时，不能正确看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长期共存的事实，人为设计赶超战略的做法也是无视人类社会规律的表现，其结果和危害也是有目共睹的。另一方面，把物质世界看成是静态的存在，人在自然界潜在的自然规律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在一些落后地区广泛存在的对自然的崇拜以及把领导人当成一种神秘力量的化身等都是这种世界观的表现。而不顾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文化素质，不顾人的认知规律人为灌输世界观，还有主张“彻底改造世界”的教育手段也是一种表现。当代的世界观不仅强调了自然的客观性与人的生物性特征，也强调了人对自然的“有目的”的影响作用，以及人的社会性特征，实现了从“自然的人”到“人的自然”的转变。也就是说，“人把自己的目的、意图、知识、技能、情感和主体能力注入到自然界的因果链条中去，使对象发生合乎人类要求的变化。结果，人按照人自己的内在尺度和存在方式改造和规范了自然界转换的过程、方向、存在形式和结果。”[2](P78)所以，人虽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却是万物之灵；人虽然是自然界中的唯一有思想、能够通过实践影响世界进程的类的存在，却无法脱离自然而独立存在。在现实的层面上，我们注意到了对人们生态环境的关注，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

　　2.关于个体与集体。传统的人生观教育突出集体主义和集体利益，淡化、漠视甚至是蔑视个体和个人利益。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让位于集体利益。形成这种判断的前提是：集体是个体的集合；集体利益是个体利益的集合。集体利益具有优先性。对于这样一种判断，首先需要在理论上厘清：第一，人的集体产生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在人类社会的蒙昧时期，也存在着“群居”的集体，这是我们的祖先得以生存下来的前提条件。但是，这时的“群”只是自然分工的结果，而不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只有到了文明时代的后期，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分工超出了自然性，而具有了社会性，社会才分为穷人与富人、统治者阶层与被统治者阶层。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个人失去了集体的保护就难以生存。个体对集体的依赖性由此产生。第二，从集体存在的特性看，集体存在的经济基础是个体利益的一致性，存在的政治基础是“个人”的一致主义，存在的文化基础是“个体”的认同与归属感，因此，即使在克服了人的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集体”依然是人所必需的。因为，人是社会的存在物，离开了社会的个人是不存在的。第三，在基本上消除了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的社会主义时期，“社会”是否等同于“集体”？“集体”是否是凝固不变的集合体？当所有制出现多种形式时，“社会”必然体现为不同的“集体”，这些“集体”可以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来划分，也可以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划分。作为构成集体中的“个体”有时则表现为在不同集体中的不同归属与交叉归属，有时则表现为归属的流动性。这就表明：其一，集体利益并不总是个人利益的集合。即使在集体的内部，个体依然拥有作为个体的利益与相应的权利，因为人的集体归属是暂时的，而不是永恒的。其二，个人利益的实现未必总是与集体利益相冲突的，大多数的情况下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有时相互交织，有时则相互冲突。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个体与集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呈现出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用简单的结论难以概括其中的全部关联性。那么，在现实的层面上，过去我们过于关注集体的利益，强调集体的至高无上性，忽视了个人的特性、个人的利益诉求，个人的个性化选择，所以表现在生产组织方式上是“人民公社”，在分配方式上是“大锅饭”，在个性特征上是整齐划一的生活方式，在文化生活中是单一的“样板戏”。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受到了同样的关注。个人利益得到承认，个人财产得到保护，个人价值得到尊重。2003年，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的修改宪法建议中，明确地提出了“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的条款。[3]2007年3月16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明确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4]因此，需要对集体主义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做出切合实际的判断。在倡导集体利益的同时，也要尊重个人的正当利益。个人利益实现也要兼顾社会责任。

　　3.关于道德教育与公民教育。道德教育一直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内容。道德是社会的归化，是规范社会关系以达到的相对理想状态。公民教育是公民法律意识的教育，它强调的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意识、法律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平等意识等。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公民意识与道德意识的培养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因此，只有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才能构成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从而建构稳定的现代国家。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教育日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类似诸多的变化在此不一一列举。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断完善与丰富的过程就是人们不断抛弃其僵化思想和单向度的思维方式的过程。

　　（二）从“工具性”到“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指向的变化

　　毫无疑问，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但是，人与社会、与自然环境、与其他人的关系如何，人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含义是不同的。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把人当成了实现目的的工具。纵观20世纪乃至21世纪初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文章和教材，在谈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和目的的时候，一般都把人的思想觉悟的提高当成了提高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条件。这种认识的偏颇在于：首先，过高地估计了人的思想觉悟的能动性。人确实是科学技术的发明者和运用者，但离开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单纯强调人的思想觉悟则夸大了人的主动性。同时，在人的素质当中，政治思想水平与专业水平是相关的，但又是不可能互相替代的。从人的思想觉悟的提高无法必然得出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论。其次，把人当成了实现目的的手段。其结果是，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人的价值被忽视，人的个性被抹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加深，主要是由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极大进发，这使我们在看到人的巨大的创造性的同时，也逐渐把“人”作为目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对人的关注，也就是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和出发点都放在“人”上。[5]“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重要一维，其发展不仅是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以体现其社会主义方向和性质，而其理应由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的漠视转向‘以人为本’。即摒弃仅仅把人作为手段的工具性趋向，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视为引导主体进行价值追求、价值创造、价值选择和价值实现的过程，以满足和发展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6](P78)“以人为本”的提出更是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向提供了坚实的根基，随之而来的是培养人的手段和培养模式的变化。

　　（三）从“运动式”到“社会化”——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变化

　　受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形成的影响，同时与中国特有的政治参与模式相关，运动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主要形式。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时间，我国发生的大规模群众性、周期性政治运动就有数十起，包括：镇反运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新三反运动”，反对高、饶集团，“肃反”运动，“鸣放运动”，“社教运动”（即“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7]思想政治教育与这些运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政治运动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手段，思想政治教育为政治运动提供舆论准备和理论支持。诸多的运动波及企业、机关、学校等。政治运动固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社会的运转不是靠稳定的法律与制度，而是靠临时的政策。受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政治运动更多地为人所操纵。由于各个权力层掌握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往往导致政治运动成为权力较量的角斗场，从而违背了运动的初衷。对于个体而言，“人的丰富的个性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被削弱、窒息，最后变为简单的、强加的‘共性’。”[8](P34)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以社会化的方式进行，其中，学校是主要的渠道，此外，家庭、同辈团体、现代传媒、常规性的政治活动、公民政治参与等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从而成为一种常态。单纯依靠运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变。在学校的教育中，除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以外，社会实践作为一种新的有效载体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这是因为，人们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处于复杂的社会系统当中，很多的环节和层面都会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四）从“封闭性”到“开放性”——思想政治教育视野的变迁

　　1.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实现取决于其向社会的开放程度。历史上我们曾经经历过对思想政治教育无限推崇的时期，把思想政治教育看成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客观看待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并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整个社会发展的大环境、大系统中思考。既要看到其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也要看到其发展同样受到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世界经济全球化、中国的社会转型、受教育者自身的变化、先进的教育手段的运用等都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深刻影响。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在与诸多系统的配合中实现其目标。

　　2.关注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当我们把思想政治教育看成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就无法忽视文化因素的存在。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文化首先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其次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施的场景。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无论是作为主体的“人”，还是作为客体的“人”，都是一定的文化环境的产物，文化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我们曾经或者忽视文化的存在与影响，或者把所有的文化都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造成“文化泛政治化”现象，“样板戏”文化就是一种典型的表现。其结果是，脱离了文化的思想教育是无效的思想教育，因为，它无视人的文化属性，只关注人的政治属性，而从实质上讲，政治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没有文化根基的思想教育成为无水之源、无根之木。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视野的闭塞有关，也是政治至上时代的产物。

　　早在20世界80年代初期，人们就提出“文化事业也不该成为政治的附属品”。[8](P697)一方面，人们要归还文化之所以为文化的特性，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从文化中寻找自身的魅力与源泉。其实，文化所提供的价值认同、集体意识和归属观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取代的，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得到关注。人们不但看到了文化作为一种形态广泛介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同时，也看到了思想政治教育是文化传播、文化延续与更新的必要手段，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催生新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