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社区“很忙”的证明公章，近日，北京市出台意见称，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今年将重点清理乡镇街道、社区服务站出具的各种证明，其中将全面摸底行政、事业单位核发的各类证照。此外，还将进一步精简行政审批事项。

　　最近，“奇葩证明”的出镜率很高。一眼望去，各地都能揪出些类似“证明我妈是我妈”之类的事件。机关效能建设喊破了嗓子，到了“最后一公里”，还是梗阻难行。弄得总理都忍不住要拍案，说这些奇葩证明“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为了办成事，就得开具“奇葩证明”。于是，很多不该、或无法证明的证明，也就需要由乡镇街道、社区服务站出具了。在这个问题上，清理基层超范围的“奇葩证明”，确实也是公共治理亟待转身的一部分。不过，如果说当真要清理“奇葩证明”，恐怕板子不能只打在开证明的基层组织身上，而应该问问究竟是谁在向办事的群众索要不合理证明。

　　譬如一些居委会、村委会坦言，曾应居民的请求，出具过一些与社区工作“八竿子打不着”的证明——包括改名字或门牌号，甚至印证“人狗关系”的证明等。这些证明固然是够奇葩的，开具证明也许是违规的，但如果没有这些“奇葩证明”，那些面临办事难的民众，恐怕不会人人都有“总理关怀”的好运。结果无非有二：要么就搁置在僵化的办事程序上，门好进、脸好看，事儿就是不好办；要么是催生出供需两旺的“代办市场”，譬如交了60块钱后，就不需要再去证明“我妈是我妈”了。

　　“奇葩证明”指向的核心症结，不是乱盖章，而是办事难。说得更直白一点：基层不厌其烦开具“奇葩证明”，倒是实践上的便民利民；而逼着办事民众去开具“奇葩证明”的职能部门，才是风习之恶的始作俑者。清理“奇葩证明”如果只是严管街道社区的公章，别说是扬汤止沸，恐怕当真是“犹至楚而北行也”。

　　在市场高度发达的陌生人社会，证明实际上是信用关系的凭证。“奇葩证明”实际上有几种：一是无限不信任。无伤大雅的环节，也要无数证明，甚至还有关于证明的证明。二是设置寻租环节。譬如咸阳一市民的车辆在大风中被树木刮倒，理赔时被告知需开具“风力气象证明”，结果，地方气象局要求收取600元的费用，且还能“讲价”。三是故意刁难的“权力瘾”。身在基层，却丧失宗旨意识，宁可办事民众跑断腿，也不肯几通电话动动嘴。四是以证明替代履职。譬如居民开网店，要先到社区开“不扰民”证明；夫妻要离婚，法院要求当事人到社区开证明，证明两人已分居多年……本该自己调查了解的事情，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能靠证明来说话了。一句话，门槛多了，姿态高了，手脚懒了，职能责任就倒置为民众要出具的各种离奇证明。

　　今天，在终端环节给盖章的街道社区施压，确实能禁绝“奇葩证明”。可是，靠这些证明才能办成事的民众该咋办？眼下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谁开的奇葩证明”，而是“奇葩证明给谁开”。清理“奇葩证明”，无非两招：一是数据共享。大数据多跑路，小市民就少跑腿。打破信息割据与封锁，鼠标动动就能获取的信息，就无须长篇累牍的证明来辛苦。二是首问负责。该谁的义务，谁去调查了解，禁绝对办事民众提出非规范类证明的无理要求。谁索要“奇葩证明”，谁就该被严肃问责。辅之以“三严三实”等路线教育，畅通投诉举报路径，办事人员就不会再敷衍塞责。

　　关注“奇葩证明”是好事，循果溯因，清理“奇葩证明”，只怕还是要讲究源头治理为好。

　　（作者为资深评论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