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维新派？谁是立宪派？在中国近代史研究和知识普及中，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从历史教材到大多数戊戌维新的研究成果、工具书，都有一个常识性的概念，即康有为、梁启超是维新派的代表人物。这个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维新派即康、梁一派。和维新派一样，立宪派在近代史读物和人们的常识中，亦专指梁启超一派，包括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社会上层士绅、绅商、名流。所谓“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大论战”，其中的立宪派正是指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主义者。然而，在撰写《清史·思潮志》的过程中，在阅读戊戌维新时期的史料时，却深感这样的常识其实存在问题，从而不止一次地反问自己：谁是维新派？谁是立宪派？

一

　　甲午战争后，变法维新的情绪空前高涨，蔡锷曾说：“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以呼啸叫号，发鼓击钲。”谭嗣同言湖南之情状说：“家议维新，绝无向者深闭固拒顽梗之谬俗。”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八日，严复致函汪康年与梁启超说：“神州以内人心所同，各怀总干蹈厉之意。”由此可见当时社会人人思变言变之氛围。其时力主维新变法者，非惟下层士绅，更有从光绪帝到朝廷中枢、地方各级官员。早在光绪九年，翰林院编修崔国因就上《奏为国体不立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提出对策十一条，首条即“设议院”。其中强调：“设议院者，所以因势利导，而为自强之关键”。此为清末向朝廷建议开设议院的最早上书。光绪十年九月，两广总督张树声临终口授遗折，谓：“圣人万物为师，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这亦是主张在更为深入的层面采用西法维新变革。甲午战后，李提摩太叙其京师见闻说：“侧闻京邸大僚之议论，翰林御史之条陈，外省督抚学政之文告、奏章，皆谓不变法不能救中国。”

　　茅海建依据丰富的档案资料，著《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书中指出：“张之洞、陈宝箴集团是当时清政府内部最大的政治派系之一，也是最为主张革新的团体”，从而打破了以康梁为中心的戊戌变法叙事格局。他还指出：“百日维新的重大决策及高级官吏的人事任免，基本上是在光绪帝住园期间决定的，由此可以看到慈禧太后的身影。”其实，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之间的分歧与冲突，正如光绪帝在给杨锐的密诏中所言，“不愿将法变尽，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据黄彰健考证之密诏版本），其焦点在维新变法的策略与用人上。正是因为有从上到下，从朝廷到社会各阶层的参与，方造成戊戌维新的阔大气象，使戊戌变法和史上少数人变法的格局划开界限。因此，谁是维新派，便成为一个需要重新探讨和回答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