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是孕育人类的母体，人类只不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这本来是一个极其简明的事实。但是，现代西方哲学却怀疑自然的客观实在性，现代西方社会进而将人类凌驾在自然之上，毫无节制地掠夺自然来满足人类无限膨胀的消费欲望，从而导致了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存在与可持续发展。

　　与现代工业文明相反，生态文明是一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新形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人类共同福祉和共同命运的头等大事。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广泛汲取古今中外的生态思想与生态智慧。中国美学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生态智慧，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中国美学孕育在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华文明母体之中，生动地体现着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高峰是西周时期的礼乐文明，对于礼乐的哲学论述，深刻地表达了中国古人对于理想文明形态的清醒认识，这就是《礼记·乐记》所说的“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在中国古代贤哲看来，理想的文明必须“与天地同和，与天地同节”，也就是顺应天地之道。

　　中国美学精神就孕育在这种文明理想之中，这首先体现在古人对于理想人格的描述之中。审美活动是人的活动，故人格境界的高低决定了审美活动的境界高低。古人所描述的理想人格特征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也就是达到“天地境界”的人。具有这种境界的人，其审美活动通常是王羲之《兰亭序》所说的“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从对于天地万物的审美欣赏之中获得最大限度的审美愉悦——这是中国美学精神的核心要点。

　　在中国美学精神的感召下，中国古人对于自然万物采取了非常节制的态度，正如苏轼《赤壁赋》所说：“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天地万物各有其生存目的和内在价值，它们并非满足人类欲望的工具，人类对于它们的态度应该是审美欣赏，也就是苏轼所说的适性娱情：“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轼这篇名作并非讨论审美理论，但是非常精彩地表达了中国美学精神及其生态智慧，我们今天可以将之概括为“共适”二字：人与人之间固然可以共同欣赏天地之大美，但人也应该让万物各随其时，各得其所，各适其性。这就是说，“共适”所描述的不仅是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应该是人类与万物之间的合理关系，可以简称为“与物共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