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首次出现“民工荒”以来，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的讨论方兴未艾。尽管到底是刘易斯“第一拐点”还是“第二拐点”，还有待确认，但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已逐步进入到一个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刘易斯转折区间”，农业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认为，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传统农业部门必须同时向现代工业部门提供无限的劳动力和充足的农产品剩余，否则将无法保证城市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充足的食物消费，其不仅不能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甚至还可能会发生粮食危机。因此，模型成立的条件是减少农业劳动力不会影响其边际产出。当前，我国尚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尚未实现经济一体化，但农业劳动力已存在过度转移迹象，老龄化和女性化明显。因此“刘易斯转折区间”对我国农业部门而言，无疑是一个挑战，即如何同时提供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农产品。这并不同于刘易斯模型中将农业描述成一个消极被动的传统部门所面临的情况。我国经济发展形势给农业部门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农业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与工业扩张同等重要，农业现代化必须与工业化、城市化同步进行。

　　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关键在人

　　依靠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有利于统筹城乡和工农协调发展。但在经济新常态下，城市工业部门正在不断深化“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等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短期阵痛不可避免，就业空间和容量日益受限，尚无力对农业进行全方位的“反哺”，国家财力也无法支撑起大规模全覆盖式的农业支持与补贴。因此，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尤其不能忽视农业部门的自身发展潜力及其高回报的可能。例如，舒尔茨就对刘易斯模型将农业视作消极被动的传统部门不以为然。实际上，“农业的弱势”在于其自身特定的发展阶段和传统生产方式。通过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对传统要素进行替代，传统农业是可以发展成为具有自生能力的现代竞争性产业的。现代农业不仅可以继续为城市工业部门提供剩余农产品，而且可以充分应对劳动力过度转移和“刘易斯转折区间”的挑战，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从发展经济学来看，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引入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打破其长期停滞的低水平均衡状态。舒尔茨曾明确指出，“引进新的生产要素，不仅要引进新种子、机械这些物的要素，更要引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能运用新型生产要素的人。”农民是新型生产要素的需求者，因此一要使新生产要素真正有利可图；二要使农民真正学会使用这些新生产要素，即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作为最有价值的投资，包括教育、健康、培训和劳动力流动四个维度。其中，二元经济模型中与工业化、城市化最为相关的核心变量就是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流动通过优化人力资本配置，调整人力资本分布的稀缺程度最终实现二元经济的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