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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争端的学术审视 -----以刘大年的史学研究为例
2013年07月11日 08:27 来源: 作者:黄仁国 字号

内容摘要:钓鱼岛争端与战后美日关系的发展变化有关,与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变化有关,而二者之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刘大年没有直接评论过钓鱼岛问题,但在他的史学研究生涯中对美日特殊关系多有研究,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基础、日本右翼势力的本质和对中日关系的危害性等,也曾多有揭露和批判。刘大年的史学研究成果对于审视当前的钓鱼岛争端或具有一些启示。

关键词:钓鱼岛;刘大年;史学研究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钓鱼岛争端与战后美日关系的发展变化有关,与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变化有关,而二者之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刘大年没有直接评论过钓鱼岛问题,但在他的史学研究生涯中对美日特殊关系多有研究,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基础、日本右翼势力的本质和对中日关系的危害性等,也曾多有揭露和批判。刘大年的史学研究成果对于审视当前的钓鱼岛争端或具有一些启示。

  关 键 词:钓鱼岛  刘大年  史学研究

  作者简介:黄仁国,湖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化社会史、当代国际关系、公共管理的教学和科研。

  

  钓鱼岛争端与“雅尔塔体制”有关。由该体制决定的雅尔塔格局后来演化为美苏两极格局,美国为了加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力量,在东亚违背雅尔塔精神,利用和扶持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并签订片面对日和约,以对日“让步政策”换取日本对美国战略的长期支持。1971年,在中美关系有松动迹象的时候,美国与日本签订归还冲绳协定,不顾两岸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的强烈反对,私自把中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划入归还区域。中日建交后,双方同意暂时搁置钓鱼岛主权问题。但是在1978年中日谈判签署和平友好协议时,日本右派拿钓鱼岛主权问题说事,而日本政府则顺应其要求,开始强化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1990年代,在中美关系跌宕起伏的时候,日本右翼势力在其政府支持和纵容下,在钓鱼岛列岛的一些岛屿上修建灯塔,并在钓鱼岛上竖木牌,企图让国际社会承认钓鱼岛是日本领土。1997年《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制定后,日本要求将防卫承诺扩大到钓鱼岛。2001年后,美国政府逐渐改变其对钓鱼岛主权问题的中立立场,并于2004年公开宣布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1]

  上述钓鱼岛争端的主要历史背景中,美日关系的发展变化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发展变化及其对日本对外政策的干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二者之间又有着复杂的联系。对于这些问题,我国著名史学家刘大年先生在其治史生涯中多有揭露,本文拟重温他的相关史学成果,以加深对当前钓鱼岛争端问题的认识。

  

  

  

  关于美日关系,刘大年的研究成果中有三个方面特别值得关注:一是美国长期利用日本实现其亚洲战略;二是战后美国扶植日本旧势力助长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三是从长远来看,日本右翼势力的恶性膨胀势必影响到美国的战略利益。三者密切相关,实际上是美国战略困境的必然逻辑。

  刘大年是战后国内最早从历史的角度深刻揭露美日勾结共同侵略中国的学者。他的第一部著作《美国侵华简史》,其中有大量的篇幅是讲美国如何追随并利用日本侵略中国的。美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其必须在亚洲寻找合作伙伴,而处理与“伙伴”关系的手段则与其自身实力的发展演变相连。《美国侵华简史》及其后来几次修订增补的《美国侵华史》,对鸦片战争以来美日的特殊历史关系进行较为全面的评述。作为当时人,他还特别关注战后美国对日本旧势力的扶植。在1949年版的《美国侵华简史》中,历数美国侵华的行径后,刘大年指出:“除了这些,三年中,美国又多方面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再起,利用它去反对苏联;同时,也是利用它来作为贯彻上述各个侵华步骤与计划的有力助手。”[2]在1951年版的《美国侵华史》中,他对这些内容又做了拓展。如在叙述美国武装占领台湾时,指出:“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在美国政府的策划之下,原任日本驻台湾总督的长谷川清,及由麦克阿瑟刚从巢鸭监狱释放出来的前满洲重工业会社总裁鲇川义介等侵华要犯,均由美国庇护前往台湾,参与计划建筑台湾的军事基地,并在美国指挥之下,协助训练正在屠杀中国人民的蒋介石军队。”[3]在叙述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时,专门论述了“美国政府积极武装日本,复活日本侵略势力,使之充当美国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新的侵略工具,首先是侵略中国的新工具”。他指出:“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抗议与警告,麦克阿瑟释放了大批日本侵华战犯。日本的陆军早就在‘警察后备队’的名义下,被美国在日本的当局所重新建立,至一九五〇年后半年,日本的警察部队已有十二万五千名;日本海军也在被恢复中,至上述时期,日本的所谓‘海上保安厅’已有舰艇三百艘。……”“另外,为了更迅速地发挥日本为美国侵略政策服务的作用,从同年九月十四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起,美国政府又公开进行片面对日和约的非法活动。……又公然以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外交关系为理由,否认中国在对日和约上的重要地位。同月(指十二月)四日我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曾就对日和约问题发表庄严声明,……但是,美国政府仍然完全忽视中国人民的意志,一意孤行,坚持把它的片面对日媾和的阴谋发展下去。”[4]从这些研究中,不难看出美国为了对付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以及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惜以反民主、反和平的方式起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走上与雅尔塔精神背道而驰的道路。对于美国扶植日本的这一段历史,刘大年晚年在回顾自己学术生涯时,曾在卡片上两次提到美国扶植日本和日美关系历史的特殊性,并指出《张治中回忆录》[5]中曾分析抗日战争结束不久美国就开始扶植日本的用心,“我们的报纸上”也有美扶日材料,还强调要联系当时的形势来看这些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现实中美日共同牵制中国的一种担忧。1994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曾揭露美国当时遏制中国的现象:“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美国在全球推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在中美关系上,它把所谓遏制中国作为自己的任务,到处插手。美国某些言论媒体经常制造反华舆论。”[6]并指出这种现象与日本政界一些人给日本侵略中国翻案一样,是“向后退”的一种变化。

  1982年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事件后,刘大年撰文分析说:“日本历史的演变,一般认为其特点,常常不是人民群众从下边起来,一举推翻陷入绝境的旧制度、旧社会;而是由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或中间阶级自上而下地改革,压制自下而上的革命,逐步过渡到新制度、新社会。旧势力的相当一部分常常在新社会中生存、保持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军队占领下,实行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改革也是这样;美国垄断资产阶级非常害怕日本人民力量壮大,害怕日本发生所谓‘共产革命’,特意对旧势力加以扶植利用。日本大资产阶级受到保护,有些被‘整肃’的战犯不久又东山再起,并重新掌握政治权力。战后30多年来,日本的旧势力看来是照着三部曲跳舞。最初是宣称要以‘和平国家’重生,然后是当经济大国,再后是第三部,准备重新成为‘军事大国’,也就是说要吹起复活军国主义的号角了。文部省所以忽然修改教科书,答案可能就在这第三部曲里头。”[7]这就明确指出,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战后美国扶植日本旧势力的政策是一个重要因素。

  1989年刘大年在接受《人民中国》记者采访时曾就上述内容进一步展发。他说:“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特意对旧势力加以扶植利用”,“因此,有些被‘整肃’的战犯不久又东山再起,并重新掌握政权”。他举例说:“战后日本头一个首相吉田茂,就是被远东军事法庭列入战犯名单的人。试想,像吉田茂这样的人能承认侵略战争的事实吗?”“日本外务省有一个对外开放的陈列室”,“把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重大事件用大幅照片陈列出来”,“其中有两幅特别刺眼,是日本承认‘满洲国’和汪精卫‘南京政府’的情景”,“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可直到今天,日本当局并不认为这是不义的行动,反而把它们作为正面的历史陈列出来”,“后一幅是日本投降签字的仪式”,“而照片上的说明却叫做‘终战’,就不肯承认历史事实”。关于日本投降的问题,刘大年说:“我个人认为,日本当年说是无条件投降,实际上是有条件投降;这个条件,就是保留天皇制。”而保留天皇制为日本追求军事大国埋下了祸根。刘大年回忆他1987年赴日参加卢沟桥事变50周年纪念中日学术讨论会时在日本东京街头所见说:“极右势力的高音喇叭车上插着黄色的大旗,旗上写着一个很大的天皇的‘皇’字,车停在最繁华的街道,大肆宣传。有一条标语写着‘打倒雅尔塔体制’。”“现在看来,1945年2月,美、苏、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召开的雅尔塔会议是存在不少问题的,如把朝鲜分成南北,把日本北方领土划归苏联,把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和旅顺港划由中苏共管等。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功绩,就是决定打败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这是应该肯定的。日本极右势力今天提出‘打倒雅尔塔体制’,其真正的含义恐怕是要恢复日本的旧势力,恢复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地位吧。”[8]“恢复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地位”实际上就是要独占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这显然也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日本的右翼势力,既反华,也反美。

  联系战后美日关系的发展演变,不难发现,美国当初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既“整肃”又扶植的两面政策,也使美国对日本的牵制越来越困难。二战后,出于冷战的需要,美日关系由对手转化为盟友,两国维持了较长一段时间的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美日贸易摩擦开始困扰双边关系,且向加剧的趋势发展,美日矛盾首先在经济层面爆发。此后伴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缓和,日本在外交上逐渐放弃对美一边倒政策,在70年代开始推行多边自主外交,80年代又推行谋求政治大国的战略,美日政治关系的紧密程度大不如前。冷战后,美日关系又有新变化。在遏制中国和防范俄罗斯等方面,美日同盟有共同利益,但在如何维护和实现本国利益方面,美日矛盾却随着两国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而复杂化。如果美国的国力持续衰落,而美国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政策不加以根本性的改变,甚至企图借助日本的军事实力为其全球战略服务,日美关系也很有可能朝着更不利于美方的方向发展。如果日本右翼势力所提出的“打倒雅尔塔体制”标语持续在日本国内发酵,美国也将会引火烧身,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以钓鱼岛争端而言,美国政府并没有将钓鱼岛的“主权”移交给日本,而日本政府竟然“国购”钓鱼岛,这本身也是对美国权威的一个挑衅。遗憾的是,美国政府竟然对日本当局践踏雅尔塔体制的行为持暧昧态度,并在实际上支持日本政府,这与饮鸩止渴又有何异?

  美国近期对日暧昧态度折射其当前的战略困境。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后,美国开始实施从伊拉克撤军计划,提高对阿富汗的关注度,将巴基斯坦纳入“反恐”主战场,反恐战略重心开始东移[9]。随后,美国迅即调整其全球战略,宣布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加强在亚洲的存在。在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洲”、“战略再平衡”的带动下,日本政府伺机而动,一方面积极充当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马前卒;另一方面也企图借此突破宪法限制,走加速扩军道路。日美两国相互利用,各取所需,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找到了共同点,但在另一些方面却渐行渐远。当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闹剧激起中华民族的群体愤怒,中国政府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打出一系列组合拳,充分展示捍卫领土主权的决心和信心后,美国对中国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宣称其对主权问题不持立场,希望中日双方通过和平的方法解决问题,一面宣称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的第五条,并不断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合作,将两艘航母战斗群配置东北亚,还威胁在中共十八大前后与日本进行出动上万兵力的“收复岛屿”军事演习[10]。美国利用和纵容日本牵制中国,既是冷战思维在作祟,也是自身实力不济的无奈,这当然无助于和平解决钓鱼岛争端,更无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只会将军事战略竞争引入亚太地区,增加亚太地区的紧张态势,破坏亚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最终损害美国的利益。当然,美国这样做,也有可能是对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在中美“战略互疑”的时期,美国更愿意相信日本。

  从刘大年的史学研究成果和钓鱼岛争端的发展变化来看,加强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协调合作,共同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发展,是解决钓鱼岛争端,促进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保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外部条件。

  

  

  

  从1982年日本文部省修改历史教科书开始,刘大年就密切关注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变化。日本右翼势力为什么越来越嚣张?他们究竟想干什么或者要把日本引向何方?反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目标是什么?这是刘大年反复思考的问题。

  刘大年认为,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除了历史根源外,还有现实基础。

  关于历史根源,1989年,刘大年对战后德、日两国的情况进行了对比。他指出,与日本保留天皇制不同,“当年德国是无条件投降的,希特勒的法西斯势力基本上被摧毁了。因此,情况就大不一样。”他列举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的两次讲话来进行对比。他说,1985年在联邦德国举行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开幕的那天,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致词。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这么一句话:‘看来德国的历史学比德国的历史更加受人尊重。’话讲得很巧妙,但所表示的态度也很鲜明。这就是说,德国的历史,至少是近代德国在一、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受人尊敬的。”1989年,魏茨泽克去日本参加裕仁天皇的葬礼,“有人问他对昭和天皇有何评论”,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教育我们国家的人民正确对待过去的历史,是我的任务。”[11]日本为什么不一样?天皇保留了,一些战犯被重新起用,右翼势力不是由社会底层泛起影响上层的政治运作,而是自上而下,由政府官员出面否认历史,为侵略战争辩解,再由此误导民众。因此,每当中日两国关系出现重大曲折的时候,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会有人情不自禁地想起中日两国的历史来。2012年10月1日,鉴于日本“购买”钓鱼岛引发的中日关系紧张态势,新任日本文部科学大臣田中真纪子在东京表示:“日本的历史教育存在缺陷,应将全面的历史事实告诉国民”[12]。

  关于现实基础,1989年,刘大年指出:“现在日本右翼势力起来,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实力发展,大国意识越来越表现得强烈。其中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军费的增加已突破国民生产总值的1%。它这个1%可不是小数啊!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苏联而占第三位。经济大国已不成问题,现在要做政治大国,接着是不是要做军事大国?这不能不令人担心呀!”“50年代日本经济还困难,就是60年代前期,这种表现也还不怎么强烈。现在的情况变了。”[13]联系当前的日本社会实际,可以发现,自2011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日本的右翼势力就特别急躁,他们感觉等不了了,时间不在日本这边,因而要跳起来挑衅中国,将中国拖进战火中,打乱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这实际上就是钓鱼岛争端的现实原因。

  自1982年刘大年批评了日本文部省修改历史教科书后,他还多次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如,1989年在人大常委会上批评日本首相竹下登和内阁法制局长,1991年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大会上批评日本自民党议员石原慎太郎等,1992年批评日本鼓吹重新称霸世界的言论,1994年驳斥日本法务相永野茂门否认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和南京大屠杀的谬论,等等。他既批评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行,也批评日本日本现实社会中鼓吹称霸世界的言论。他认为,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辩解,是“要吹起复活军国主义的号角”,使日本成为军事大国,并进而称霸世界。1992年,他指出:“军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梦魇继续盘踞在少数人的头脑中,没有变化。多次发生的历史教科书等问题是这样,近来某些人公开鼓吹日本重新称霸世界更是这样。”他列举1990年日本《宝石》月刊1月号刊载的《90年代日本生存之路》的内容说:“日本摆脱困境、谋求霸权的出路在于,确立输出日本文化。以往的历史证明,一个国家要谋求世界霸权,必须拥有军事、经济、金融和文化四个方面的优势。如今,日本已基本拥有经济、金融方面的优势,而且,只要日本愿意,谋求军事优势也不困难。因此,在上述四个要素中,对日本来说,关键是‘文化’。……”他评论说:“照这位称为日本国际政治家的作者来看,日本现在不是要不要谋求世界霸权的问题,而是如何来实现称霸世界的问题。经济、军事等实力接近一应俱全或者不难俱全,剩下的就是输出日本文化,输出日本的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了。事情是如此严重,不解决,就要威胁日本今后生存之路。时间又是如此紧迫,解决的期限要确定,要今年开始的本世纪最后10年间。话说的再明白再直截了当不过了。”他把这些言论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侵略免责论”、“时效说”等联系起来思考,指出:“鼓吹日本重新称霸世界,不过是把前面的偏重于替历史辩护,改变成为今天的从现实地位出发提出主张了。他们喊出的是少数人的同一心声,人们没有理由漠视那少数人的能量。”[14]

  “没有理由漠视那少数人的能量”体现了刘大年这位历史学家特有的政治智慧和远见。二十多年前的1991年,他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大会上花了较长的时间点名批评石原慎太郎。他指出:否定日本侵华战争性质的人不是“在谈什么学术问题”,“那些人鼓吹侵略战争‘否定论’,篡改历史,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舆论严厉批评那种行径,双方的着眼点不是在如何看待和表述过去,而是在如何对待现实和关切未来。侵略战争‘否定论’反映了日本旧势力中不满足于现状,准备有朝一日重走老路的要求和愿望;我们批驳‘否定论’,所关切的也正是现实关系和日本将要走向何处去。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去年10月,日本自民党议员石原慎太郎对美国一家杂志发表谈话,说‘南京屠杀事件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他是主张日本可以说‘不’,即可以把自己的旨意凌驾于别国之上的政界人士。”“石原、长谷川谈论的事情密切关系抗日战争的历史,他们的着眼点是在说‘不’,是在直接表述他们对中日关系现在和未来的看法与希望。如果我们把这些言论看作是谈论学术问题,跟他们去争论抗日战争的性质,那岂非找错了对象,牛头不对马嘴!”他指出:“‘否定论’给鼓吹者带来的效应,恰恰是所希望的反面。以南京大屠杀为例,石原的谈话在美国杂志上刊出以后,读者纷纷投书刊物,指责石原篡改历史。”“读者投书之多,以至杂志编者不得不在卷首来信栏中表明,‘不能刊登所有的来信,实在遗憾’。不迟也不早,就在石原谈话引起娱乐界注意的时候,当年德国驻华外交官罗森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告在德国联邦公文图书馆波茨坦分馆发现。报告记述了日军在南京市内残杀手无寸铁的市民、奸淫妇女、疯狂掠夺等暴行的大量事实。”“中国有句俗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侵略战争‘否定论’所做的就是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刘大年还指出:“‘否定论’是不是因此就会接受教训,收起来不唱或少唱了呢?看来不可能。它的土壤在日本国内现实生活里面。”[15]

  石原慎太郎既反华也反美,在舆论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他在70年代初就开始策划侵犯中国领土钓鱼岛的行动,1978年纠集日本黑社会在钓鱼岛修建灯塔,并利用其政治家的身份一直在想办法把灯塔记载到海洋图上去。1999年当选东京都知事后,于次年开始,每年8月15日都参拜靖国神社。2012年4月27日,第四次连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在扬言要由东京都政府“买下”钓鱼岛后再次宣称,东京都政府已发起“购买”钓鱼岛的募捐活动。8月19日,在和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关于“购买”钓鱼岛进行会谈时,他又叫嚣“不惜与中国一战”,令野田佳彦感到“震惊”[16]。显然,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事件,石原慎太郎这个一贯右倾的政客的“购岛”计划起了直接推动的作用。日本右翼势力干扰日本对外政策的能量由此可见一斑。10月25日下午,石原慎太郎召开紧急记者会,宣布辞去东京都知事一职,称“我在考虑重回国会”,打算在即将开始的众院选举前组建新政党,还提及对现在日本宪法的不满,表明将争取修改宪法。[17]

  基于对日本历史与现实的长期研究,刘大年多次预言并强调:反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斗争,将会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斗争。为此,他对反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目标进行了深入思考。

  如前所述,刘大年认为,反对日本右翼势力,其目标首先就是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因为这就是日本右翼势力梦寐以求的目标。刘大年所定的这一目标至今仍然没有过时,近日,国内有专家也呼吁:“舆论矛头应该直指日本军国主义。”[18]其次,刘大年反对日本右翼势力是为了促进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他在1982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我们反对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日本有人暗示此举似乎是中国要唤起人民对日本的民族仇恨,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国家就像个人的关系一样,牢固的友谊要建筑在事实的基础上,我们反对掩饰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正是要维护中日两国关系、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旗帜。”“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确立中日两国正常、睦邻、友好的关系,而且这样的关系到底确立下来了。”“中日两国关系长远的未来,即使有支流、有停滞,迂回曲折,终究要无可阻挡地顺应新的历史潮流进行下去。”“日本的旧势力逆潮流而动,某一天使中日正常关系严重倒退,是可能的。但那也只具有暂时性。历史的未来是属于人民的,中日关系的未来是属于中日两国人民的。”[19]此后,他在不同的场合中又反复强调了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下去的观点,并表明正是基于此才要大力反击日本右翼势力混淆视听的谬论的。

  这次日本政府的“国购”钓鱼岛闹剧实质上是日本旧势力长期以来否认侵华历史的延伸和升级,但其恶劣程度超过其以往任何时候,已经由为侵华战争辩解和参拜靖国神社等言行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发展到实质性地践踏中国的主权、挑战中华民族的底线。中国政府果断地采用政治、军事、经济等手段维护国家主权,挫败日方阴谋,是完全正确的。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清楚地表达了和平解决争端的意愿,并采取了一系列的相关措施,以期中日友好合作关系不致因日方少数“跳梁小丑”折腾而骤然中断。从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刘大年长期义正词严地反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微言大义”。

  

  

  

  刘大年主要是通过撰写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论著以及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来反对日本右翼势力的。他所倡导的一些方法对于我们理性思考当前的钓鱼岛争端颇具启发。

  首先,刘大年重视通过历史研究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危害性。在《历史是伟大的教师》中,他指出:日本战败的主要原因是“它进行的是侵略的非正义战争,是违反世界历史潮流和违背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日本军国主义”“在给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蒙上黑暗、制造血腥灾难的同时,也就在给本国蒙上黑暗,制造血腥灾难”。历史“大声”告诉人们:“日本民族、日本国民用牺牲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人民的生存利益,来发展自己的利益,此路绝对走不通。与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力量站在一起,走独立、民主、和平的道路,是日本蓬勃发展、繁荣富强的唯一道路。”他参与了筹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主持筹建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并利用这些平台,揭露日本侵华的罪恶行径,起到了教育民众的作用(这个“民众”也包括日本民众)。

  其次,刘大年重视团结日本友好的历史学家,并于1987年在日本召开的纪念卢沟桥事变50周年日中学术讨论会上努力与日本国内几派历史学家达成了对抗日战争的正确共识。这个共识就是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远山茂树在会议的闭幕词里所说的:“通过这两个会议,我们阐明了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为开端的日中两国全面战争的历史意义。它的历史意义的核心,是日本的侵略战争同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战争的冲突,其结局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对此,是不能有丝毫含混的。”[20]后来,刘大年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并于1998年率团访问日本,落实有关工作。

  在中日学术交流中,刘大年结识了不少日本友人,东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田中正俊是其一。田中正俊年轻时曾作为“学徒兵”被驱赶上战场,战后逐渐走上历史研究的学术道路。1989年,刘大年为田中正俊《战争·科学·人》中文译本写的序中开篇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日本出版的关于中日战争的回忆录、研究著作等不知凡几。我个人稍有了解的,是其中两种思想观点互相对立的出版物。一种是篡改史事,颠倒是非,否认、掩饰那场战争是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极力淡化军国主义。日本报刊上把这种出版物的思想观点叫做‘皇国史观’或‘文部省史观’,可谓鲜明扼要。那种史观反映出了人数少、能量大的旧势力的延续与蠢蠢而动。它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注视。和这相反的一种思想观点的著作,是站在日本民族先进者的立场上,正视事实,不讳不隐,指出日本发动的是一场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这类出版物地位突出,名著不少,一部分早有中译本流传。田中正俊教授的《战争·科学·人》是这类著作中最新的一部。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坦然面对现实,才能具备勇敢精神。”[21]

  也就在1989年,刘大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但要说明的是,日本的广大国民和许多有识之士是一直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天皇制的。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就拿卢沟桥事变50周年纪念日中学术讨论会来说,与会的中日两国历史学家对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一核心问题取得了一致看法。正如日本学术界享有声誉的历史家远山茂树教授在会上作总结时说的那样:……‘从教科书事件看,日本需要对那场战争的性质进行再认识。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探讨从1945年至今的中日关系。’”[22]

  刘大年的老朋友井上清就是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天皇制,主张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日本著名历史学家。1982年,刘大年在《历史是伟大的教师》中就大量引用井上清著的《战后日本史》中的话来反对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事件,并称井上清是“以在科学上富有勇敢精神闻名的历史家”。刘大年指出,井上清在他著的书上写道:“战后的历史,只有从全盘否定‘大东亚战争’出发,只有探求如何建立不让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日本再度横行的立足点,把这种立足点建立在何处——只有树立这种观点,才能获得正确的理解”。“正是为了不让死者白死,不让全国人民的牺牲完全成为浪费,而使这些牺牲成为在现代从事生活、劳动的动力,才必须全盘否定这个战争,不让这种战争重演;幸而生存的,还有思考、活动能力的人,不是应该竭尽全力来揭露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者吗?”刘大年认为,井上清的话“决不只是表达的少数人的看法,而是道出了日本广大劳动群众、知识分子的心声。”

  井上清在1972年就发表过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的论著,即《“尖阁列岛”——钓鱼岛的历史解明》,1996年又出版增编本。他对中国学者解释再版的原因说:“直接原因就是1996年7月日本右翼在钓鱼岛设置灯塔,想以此证明钓鱼岛及附属岛屿是日本领土,而日本政府却对此未加丝毫干预,我就感到这是东山再起的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严重挑衅,我有必要再次阐明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这一史实,以此来回击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井上清在书中分析说:“领土问题最能刺激国民的感情。自古以来,反动统治者往往捏造领土问题,煽动人民掀起虚假的爱国主义狂热。死灰复燃的日本军国主义也是妄图通过蛮横无理地坚持‘尖阁列岛’的‘主权’,把日本人民卷进军国主义的大旋涡之中。”[23]

  第三,刘大年重视从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吸取力量,为反对日本右翼势力提供精神食粮。他反复强调:中国的抗日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中国全民族的觉醒是根本原因;面对强敌,永远竖起一条脊梁,不怕牺牲,为全民族的光荣和后世的光荣理想而奋斗,这就是抗日战争所表现的伟大民族精神。

  在1991年“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词中,刘大年指出:“关于认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提供了一个最为重要的机会。”“鸦片战争以后的各次反侵略战争”,“都没有成为统一的民族运动”,“都失败了”。“外国侵略者因此认为,中华民族只有落后性,没有先进性;中国、中国人与欧美不同,不能处于同等的地位,而只能被剥削受奴役。日本军国主义决心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就是认定了中国没有成为一个近代国家,民族分裂,不统一,中国抵抗力不足,是不堪一击的。”刘大年认为:“以前历次民族斗争、民族运动所以失败了,不是中华民族没有先进性,或者民族精神萎缩枯槁了,而是由于人民受到压制,他们巨大的能量没有释放出来。人民力量一经得到发展,事情就起了决定性变化。中国在抗日战争中胜利了,这是人民力量壮大、全民族奋起抵抗日本侵略所获得的胜利。”他强调:“统一和人民力量壮大起来了的中国是不可侮的。”[24]在次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刘大年指出:在卢沟桥事变前夕,“日本言论界出现的一场争论中”,“一些人就已经”看到了中华民族统一的力量。如小川爱次郎在《华北事变的真相及其对策》中提到“抗日思想和日益觉醒的民族意识正在四亿民众中迅速生长。‘四亿民众的觉醒与复兴的命运,并不是日本一国的势力所能长期压服的’,‘现在日本帝国正面临着兴亡歧路的选择’。”刘大年进而指出:“中国民族统一在中国争取独立、民主的力量推动下实现了。中国民族统一的重大意义在哪里?它的重大意义就在日本侵略者现在面对的不是蒋政权代表的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中华民族。日本把自己摆到了与整个中华民族为敌的地位上,走上了覆亡歧途。中国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其最后根据就在这个地方。”[25]

  刘大年除了阐述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统一的问题外,还重视对抗日战争所表现的伟大民族精神的研讨。1991年,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刘大年提出抗日战争研究的要求和目标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项:“即一,认识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伟大民族;二,认识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独特重要地位。抗日战争中的一切问题,各种题目,细大不捐,中外不论,都在研究讨论之列,没有框框,更无禁区。但是到头来,应该是通过所有那些研究,总结出对我们的民族、对抗日战争与后来中国历史关系的合乎科学的系统认识。”[26]199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抗日战争表现的民族精神是什么?”“头一个方面,是民族自尊,民族自信,在强敌面前竖起脊梁的精神。”“又一个方面,是要求实现独立、民主、现代化的新中国与追求未来理想社会的精神。”“从思想认识和民主情感来说,抗日战争所表现的民族精神,来自中国悠久文化、爱国精神传统的熏陶、铸造;也来自新的阶级、新的党、新的人、新的思想的赋予。这个新的思想、新的人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觉悟了的广大群众。战场上人山人海的运动是有形的洪流,民族精神、群众觉悟是无形的洪流。抗日战争战场上的有形洪流停止了,那种精神上的无形洪流将像源泉浑浑,在中华民族的血管里川流不息。”[27]

  这次钓鱼岛争端,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错误地估计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信心和能力,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起因。中国在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快速增长后,仍然始终坚定不渝地奉行和平崛起道路,“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却被部分日本政客解读为软弱可欺。2012年9月6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参加日本TBS电视台节目时称,中国目前不会对钓鱼岛发动武力“攻占”,因为中国将经济发展放在首位。“在最近的黄岩岛问题上,中国就没有动用武力”。安倍还声称,中国将西藏、新疆以及台湾问题视为国家核心利益,但再将钓鱼岛问题列为核心利益是“不可理喻”的。因此日方必须在岛上设立“政府机构”,以体现日本的“国家主权”。[28]日本一些媒体还鼓吹中国人不团结。10月12日出版的日本《周刊朝日》杂志刊登原钓鱼岛日方“岛主”栗原家族发言人栗原弘行的专访,在专访中栗原就中日关系大发议论,断言“(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必然不久就会分裂,无论作如何努力,10年后可能就会发生。”[29]显然,日本部分右翼势力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认识还停留在中国过去积贫积弱的时代。日本“国购”钓鱼岛事件发生后,中国海监船开始频繁进入钓鱼岛海域巡航、护渔和执法,台湾海巡署船只也赴钓鱼岛护渔维权,并以水柱还击日船;大陆上百城市举行反日游行示威,台湾也举行了跨团体、跨党派的联合游行,游行群众沿路高喊“两岸联手,保卫钓鱼岛”[30]等口号。中国两岸、全球华人对日本当局悍然挑衅中国领土主权的持续声讨,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给日本当局以及右翼势力以沉重打击,使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民族确实已经觉醒,不可能再任人宰割了。

  

  

  注释:

  [1] 环球网2010816日发布的“美国决定日美安保条约不再适用于钓鱼岛 避免刺激中国”中有这样的内容:20043月,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务院副发言人艾瑞在记者会上曾公开宣称:“自1972年归还冲绳施政权之后,钓鱼岛就一直处于日本的施政权之下;《日美安保条约》第5条明确规定,该条约适用于日本施政权之下的领域;因此,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08/1018888.html

  [2] 刘大年:《美国侵华简史》。新华时事丛刊,1949年版,第88页。

  [3][4] 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22页,第234235页。

  [5] 《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刘大年指出该书761-775页有张治中的看法。

  [6][8][11][13][15][22][24][25][26][27] 刘大年:《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页,第206207208页,第206207页,第207208页,第236237238页,第208209页,第246247页,第258261页,第233页,第327328329页。

  [7] 刘大年:《历史是伟大的教师》,《光明日报》19828143版。

  [9] 李莉:《美国反恐战略东移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2期,第1314页。

  [10] 据环球网1020日报道,为避免刺激中国,以及“近日发生的美军士兵轮奸冲绳女性的问题”,综合因素导致日美两国政府决定取消原定于115日起举行的联合夺岛军事实弹演习,取消联合军演也是“日本首相野田的意向”。环球网,20121020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2-10/3202857.html

  [12] 日新任大臣认为日本历史教育有缺陷。新华网,2012102日。http://japan.xinhuanet.com/jpnews/2012-10/02/c_131884639.htm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刘大年作《七十年与四十年——〈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序》,第45页。

   [16] 日媒:石原曾叫嚣“不惜与中国一战”。参考消息网,20121015日。http://world.cankaoxiaoxi.com/2012/1015/104872.shtml

  [17] 石原慎太郎欲重回国会 称要让日本健康发展。中国新闻网,20121025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2/10-25/4276598.shtml

  [18] 专家:日军力实际仅次美 须遏其复活军国野心。环球网,20121025日。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2-10/3214476.html

  [19] 刘大年:《历史是伟大的教师》,《光明日报》19828143版。以下引用该文,不再一一注明。

  [20] 远山茂树:《纪念卢沟桥事变50周年日中学术讨论会闭幕词》,见《中日学者对谈录》,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351页。

  [21] 田中正俊:《战争·科学·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1-2页。

  [23] 独家:日学者井上清说“钓鱼岛是中国的”。参考消息网,20121024日。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2/1024/108993.shtml

  [28] 日前首相:中国绝不敢动用武力“攻占”钓鱼岛。环球网,201297日。http://mil.huanqiu.com/world/2012-09/3103195.html

  [29] 钓鱼岛“岛主”对华反日不满 扬言中国会分裂。环球网,20121012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2-10/3180954.html

  [30] 台湾保钓大游行:两岸齐心保钓呼声高。人民网台湾频道,2012924日。http://tw.people.com.cn/n/2012/0924/c14657-190937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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