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对相关政策环境可能引发的政策执行后果缺少深入分析,致使学界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缺乏认知,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通过引入政府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聚焦地方政府在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过程,以及不同层级政府在互动中塑造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机制,可以在中观层面识别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拓展既有研究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论域,并进一步概括社会组织领域的“模糊发包”政策执行模式,探索新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社会组织/制度环境/模糊发包

　　标题注释: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14PJC049)以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期加强社会组织建设研究”(11JZD027)资助。 本文写作思路得益于和李友梅、周雪光、周黎安、肖瑛的长期讨论,《中国社会科学》匿名评审专家也对文章修改提出了宝贵意见,一并致谢。文责自负。 

　　作者简介:黄晓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上海 200444)。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回顾

　　近年来,学术界日趋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转型以及社会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①尽管研究视角不尽相同,但研究者多将社会组织所处的制度环境视为研究的基石。因为在一个强国家推动的社会转型历史进程中,理解了社会组织所面临的制度性激励、约束以及机会结构,才能从总体上把握其发展特征以及未来走向。

　　目前,学界已形成一种广为接受的理论思路。即基于制度文本分析的方法,研究多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认为这套体制暗含诸多约束性机制,②由此,社会组织在登记、注册以及资源供给等方面受到限制。在此制度环境下,社会组织呈现缺乏活力、对体制依附性强等发展特征。③以此为据,研究者倾向认为中国社会组织突破发展瓶颈的条件是形成鼓励发展的新型政策框架。④这些思路遵循“国家—社会”的宏观理论逻辑,展现了清晰的线性因果机制,也暗合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中的一些组织现象。根据这种视角,一旦更为宽松的制度环境出现,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中的多数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上述理论不仅在学界有广泛影响而且在公共政策领域逐渐占有重要话语权,直接影响了中央和地方的制度变革。

　　然而,上述解释近年在经验和理论层面都陷入困境。从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经验事实来看,十七大以来中央政府就开始不断释放积极发展社会组织的政策信号,十八大后国家更是将发展社会组织纳入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范畴。⑤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步伐更快,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的地方政府自2005年以来就尝试使用宽松的“备案”制度帮助一些活跃于基层社区的社会组织获得合法性,并探索“公益招投标”等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新型制度。可见,更为宽松和鼓励发展的宏观政策取向正在形成,但社会组织的发展仍面临着公共性缺失、⑥工具主义发展逻辑⑦以及专业化能力发展缓慢等现象。⑧这表明,一些未被观察到的机制仍在隐蔽地影响社会组织发展,亟待予以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