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访欧期间发表的系列讲话提出，“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观察和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都要看，物质和精神也都要看”。

　　认识现实的中国，最主要的就是认识中国的进步，认识当今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认识我们开创的“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认识不懈追求的中国梦。这一观点的精神实质，既是针对“历史归零”的历史观，强调中国取得的进步、所进行的改革、所开创的“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以及所要实现的中国梦等，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都是由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决定的；也反对用“西方标准”剪裁现实的中国，强调要从历史中国看现实中国的历史进步；还意味着反思历史中国是为了建设一个更好的现实中国。

　　从社会结构和历史规律深入认识中国的进步

　　当今中国取得了巨大进步。如何从哲学角度寻求一种总结中国进步的分析框架？那就要透过人们的历史行为和历史事件，把握其深层的根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根本就是社会结构和历史规律。

　　首先，从社会结构认识新中国的历史进步。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考察社会历史进步提供了方法论，就是要善于从社会结构状况出发来分析社会历史进步状况。按照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社会结构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构成的，社会结构状况影响着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其中经济因素起最终决定作用。当然，这反映的是近代欧洲的社会结构状况。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与近代西欧的社会结构不同，属于社会层级结构。这种社会层级结构是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社会层级结构，是指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有经济、政治和社会三种力量，其中政治力量起主导作用，它支配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而作为政治力量体现的权力是分层级的。这种社会层级结构必然形成政府的一元主导体制。这种结构和体制对中国历史及中国人影响巨大，是我们必须深深思索的一个基本事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基本国情。其实，社会层级结构及其政府一元主导体制也是一种基本国情。

　　1978年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出现。市场经济的出现意味着经济领域相对独立，在这一领域，市场机制越来越发挥主体作用；市场经济的出现逐渐培育中国人的平等意识、民主意识、自主意识、责任意识，由此必然培育出社会组织；市场经济、社会组织的出现对传统管制型政府提出要求，由管制型政府转变成服务型政府。这就逐渐形成一种新型社会结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服务型政府和社会组织三者相对独立又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三维”社会结构。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深层、最根本的历史进步。

　　其次，从历史规律认识中国的进步。历史规律是通过“社会历史发展形态”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体现出来的，应从社会历史形态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统一来分析中国的进步。

　　从社会历史形态看，当今中国依然是社会主义；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看，这种社会主义今天处在初级阶段。由此，我们党提出“我国今天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影响中国发展命运的根本性命题，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看作中国的基本国情。这一命题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切内容与意义的总依据：既然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意味着我国生产力不发达，还是一个“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因此，其首要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利用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今天依然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有效手段之一；发展市场经济曾引发了“姓社姓资”的争论，由是我们党提出“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提出的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市场经济体制、“三个有利于”，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另一个进步。

　　显然，理解上述两种进步，需要从我国历史形成的社会层级结构和历史的中国入手。

　　从中国历史形成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深入认识中国改革

　　许多人认为，中国存在的问题是由体制产生的，是体制性问题。但进一步追问就会发现：体制是由结构决定的，许多问题都是由结构产生的，是结构性问题。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注重文化观念变革；后来，进一步深入到体制改革，这是一种进步。然而问题是：许多问题通过体制改革依然未能解决，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未能认识到“社会结构”这一更为深层、更为根本的问题。其实，体制改革遇到种种阻力，存在的许多问题难以真正解决，在根本上源于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及其权力运作体制。这种社会层级结构的根本特征是：权力至上有余而能力建设不足；自上而下有余自下而上不足；逐级管制有余而公共服务不足；权力缺乏制约有余而对权力制衡不足；人治有余而法治不足。显然，这种社会层级结构是产生中国很多问题的“根”。

　　由此，当今中国必须进行改革，应把体制改革深入到结构性改革：一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造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及其权力运作体制，从市场经济、社会组织、服务型政府三方面同步进行改革；二是按照三方面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基本要求进行改革；三是以实现三方面相辅相成为目的的改革。这种结构性改革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进程。由此，我们应在市场经济、社会组织和服务型政府的结构框架内思考和处理问题。传统管制型政府是无限政府、万能政府，由此形成了一切由政府挂帅和政府支配一切的一元主导性思维，这种思维往往不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框架内思考问题。这种思维在政府决策正确的情况下，可以组织一切资源和力量干大事。然而，一旦决策失误，就会造成巨大灾难。

　　市场经济、社会组织、服务型政府这一新型社会结构的出现，使我们党日益注重在市场经济、社会组织和服务型政府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思维框架内思考问题。如在市场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影响下，我们党提出要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基于市场经济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消极影响，基于管制型政府所产生的种种矛盾，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于政府职能的逐渐转变和社会组织的逐渐培育，我们党提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于社会结构转型，我们党提出要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