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文化道路特殊性研究的关键难题是，如何通过华夏历史经验去找出驱动一个文明形成的核心动力要素（包括物质与精神的相互作用）。河西走廊的文明史意义是双重的，对西方文明是2000年的丝绸之路，对华夏文明是4000年的玉石之路。没有它输送给中原的昆仑山和田玉物质，就没有华夏文明“化干戈为玉帛”和“君子比德与玉”的核心价值观。反过来看，若没有中原文明的玉石神话作为驱动，西部的美玉就会像大自然安排的一切石头一样，至今仍然纹丝不动地安睡在巍巍昆仑的山野与河床中。

　　关键词：华夏文明发生；资源依赖；和田玉；玉石之路；丝绸之路；传统重构

　　作者简介：叶舒宪，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上海 200240）

　　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俗话蕴含的原理是：人的生存及其文化建构，首先要依赖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生态条件。这个原理已是当今生态人类学和环境科学的立论基础。一种例外的情况是，此一方的资源不为供养此一方的人，专为彼一方的人所需要，从而形成远距离的自然资源再配置，并由此拉动人流与物流的双向运动，促进社会化与文明化的进程。

　　从全球视野审视世界主要古文明的发生，河西走廊对华夏文明发生的特殊环境意义，就可以逐步获得彰显。在这方面首开学术研究风气的大学者是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他在19世纪后期率先在中国实地考察后提出的欧亚内陆黄土高原生成理论和丝绸之路说，是后人考察河西走廊的生态与文化意义的两大重要学术起点。对于前一个起点，至今依然具有宏观指导性的理论基础，在研究上需要继续深化和推进。对于后一个起点即丝绸之路说，尽管在今日已经发展成为国际性的一大显学，但是却有很大的遮蔽作用。因此，需要从李希霍芬之后发展起来的人类学、考古学提供的新知识出发，做出与时俱进的批判与改造，即从华夏文明本土视角得出的“玉石之路”的大传统说着眼，将汉文史书材料提示的汉代通西域事件为起始点的丝绸之路说，看成是后起的小传统。

　　文字书写的小传统遮蔽先于文字书写而存在的文化大传统，这样的知识盲点现象自有文字和书本以来，已经持续统治知识界数千年。在人类学和受到人类学研究范式影响的新史学的批判和努力下，如何从考古发掘遗址与实物出发，如何从民间流传至今的活态文化（即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出发，重建失落已久的文化大传统之脉络与真相，正在成为当今人文研究的前沿性课题。

　　从人类文明史的意义看，河西走廊的自然环境条件决定了它在建构华夏文明过程中的文化大通道、大传播意义，即将东亚文明与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相连接的文化血脉功能。不过对华夏的中原文明而言，最重要的西部资源性依赖始于4000年前昆仑山和田玉矿材料的东输，这是河西走廊最古老的文化战略意义所在，而不是向外出口丝绸产品。如果有人发问：“河西走廊上有玉门关却没有丝门关，其原因是什么？”答案很简单：丝绸之路一名，是外国人李希霍芬叫出来的，要换用中国人自己的叫法，特别是上古人的叫法，则首先是玉石之路。考古发现表明，中国玉文化从夏商周三代开始，产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南侧的和田美玉资源，就不远万里地展开远距离运送工程①，这个工程虽然由于河西走廊的政治局势变迁而时断时续，却作为经贸的和文化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并逐渐从古老的资源依赖之“西玉东输”［1］，演化为当代中国新的资源依赖模式，即所谓“西棉东输”和“西气东输”。

　　就华夏传统的西玉东输现象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文明需要如此长远和持久的资源依赖，和田玉直到明清两代仍是河西走廊上最繁忙的进关物资。追问其深层的动力因素，必须诉诸作为文明基础的核心神话信仰：因为以玉为神和以玉为德的华夏最高价值观需要，中原王朝统治者对和田玉青睐有加。在今日全球流动性过剩和不可再生性资源遭爆炒的现实中，和田玉的衍生扩展版产品——祁连玉与青海昆仑玉等也正在经历市场经济疯狂的开掘、囤积和炒作。由史前“神圣的石头”到当今“疯狂的石头”，都是外来的非理性需求导致本地的资源浩劫，从古到今，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折射出中国西部的资源与生态双重危机，这或许将为世界文明史留下独一无二的可悲教训。

　　玉石之路的存在和西玉东输的4000年传统，为世界文明史留下的绝不仅仅是资源枯竭的不可持续之教训，其理论思考的空间刚刚打开，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这样的精辟案例将成为具有重要国际意义的理论创新点。笔者管见所及，略陈一二：

　　第一，从19世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到20世纪杰出的华裔人类学家张光直提出的中国文明的历史经验将对世界学术做出独特贡献，尤其是有别于西方文明模式的另类价值所在，玉石之路的再发现提示着理论性突破的契机，即从文明的资源调配模式方面展开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以东方世界的华夏文明基因为对象，将当年的宏大假说转化成实证分析的模型。

　　第二，华夏文明发生期就形成的玉石资源依赖现象，足以重新印证社会学创始人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精神信仰因素，对社会生产与文化变迁的因果关联。虽然所谓新教伦理催生出资本主义精神，进而产生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著名论断，至今难以得到确证。但是对比出产和田玉的昆仑山当地文化与中原文明在价值观上的根本差异，必将凸显玉石神话观念对形成玉石之路的拉动作用。换言之，精神信仰因素在何种程度上决定经济社会变化，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起源案例对此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而玉石神话驱动华夏文明认同的现象，却给出更大和更有力的论证空间。地处河西走廊一带的史前文化以距今5000年的马家窑文化为杰出代表，其文化特色在于彩陶生产的千年传统（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到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而基本上没有玉礼器生产传统。到了距今4000年的齐家文化则出现大规模的玉礼器生产传统，其文化变迁的动力不是在马家窑文化基础上自生的，而是接受外来的玉石神话信仰之结果。这里彰显出的是观念因素对于社会文化变迁的牵引作用，也可以用实证研究与阐释研究相呼应的方式，形成史论结合的中层理论范式。

　　第三，华夏文明发生期就形成的资源调配需求，在客观上造就一种超远距离的文化空间整合范式，即地处中原的王朝政权意识形态建构，很大程度上依赖数千公里之外的西域资源。这就是中原文明需要河西走廊始终保持畅通无阻的理由之一，也是玉石之路基础上衍生出黄金之路、青铜之路和丝绸之路的初始前提。距新疆昆仑山不远，阿富汗北部出产另一种玉石资源即青金石，自文明发生期就为古埃及文明和苏美尔文明所依赖，却不为华夏文明所依赖。这个现象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华夏文明的版图从一开始就与新疆地区关联，而与新疆以西的阿富汗地区没有形成必然关联。一个以中原黄土地为摇篮的东亚古老文明，却自始至终离不开河西走廊西边的高原物产资源，这凸显出华夏与苏美尔、埃及、印度等狭小地域性古文明的根本差别。其他古老文明虽然也有从域外调配物产资源，从而拉动远距离贸易的情况，但是这些文明古国本身的短寿和灭亡，使得远古期的青金石之路、绿松石之路等都没有在历史上保留下来。换言之，在世界古文明较为集中的欧亚大陆上，从史前保存至今的规模性运输的玉石之路，仅剩下华夏的这一条，其世界文化遗产意义，并不亚于尽人皆知的丝绸之路。超远距离的文化空间整合范式，是华夏文明独有的生态—文化经验所在，应用人类学的“中心/边缘”互动分析模型，会有很好的长焦距和长时段透视效果。